在什麼方面平等與不平等呢？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因為這正是難題之所在，也是政治哲學之所在。──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三卷第12章1282 b 21
歧義並非錯誤認識，因此不需要知識的補遺；
歧義亦非錯誤理解，因此並不要求詞語淨化。
歧義的情況是，在爭執說話內容的意義時，已經構成了話語情境之理性本身。
而「話語之可能性條件」的整體，說明了人之所以是政治動物的基礎。
《歧義》是洪席耶奠定其政治哲學基礎之重要著作。
洪席耶在書中處理政治與哲學之關係，分析政治理性的歧義邏輯，探討古典與現代「政治哲學」之不同理性邏輯，「民主之名」如何在政治實踐領域中被理解與操作，民主之實踐與共識體制如何被正當化，以及當代無疆界人性之說辭或是以非人性統治為名之控訴背後更複雜的問題。
洪席耶指出， 同樣的話語，卻有不同的秩序與理性，這就是感受性的不同配置，也就是話語的內部空隙（ecart）。判斷正義與非正義或是對與錯，已經透露了此判斷所依據的理性，因此，透過對立面（contraires）之媒介，才可能認清歧義之理性。話語中所標記的善惡區分，有用與無用的計算，合於其分或是無分——此計算的理性模式與界限，透過其對立面之媒介，也就是其所指稱為過錯 / 偏差者（le tort）的位置。從對立面，尤其是從被指認為過錯者，我們正可以看到主導階級所援用的計算理性之排除性。因此，在洪席耶的脈絡下，le tort，不僅意指在既有法律契約之下所判定的過錯、過失、侵害、逾分，而也更為根本地揭露了共享感受體制所區分的好壞與善惡，以及此感受體制理性所辨識的過錯。 過錯與偏差之展現，命名之扭轉偏移（torsion），所謂的「空名」（le nom vide），挪出了「空隙」，而使無分之分者得以參與、得以言說，而成了政治之所以可能的起點。
洪席耶強調，政治並不是透過共識而建立共同的生活型態，也不是透過共識而集結人群，或是僅在形式上達到平等。共識正是政治的結束。政治若是被視為建立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型態，政治便失去了意義。政治的本質是非共識（dissensus）。共同體基本上不具有可共量的基礎（arkhe）。 一個社會的語言有其運行之功能與秩序，但是，由於不同的理解，共同世界實際上是由共同體與非共同體所構成的整體。共同體所使用的話語最初便已經被不同位置與不同理性之間的差距所滲透。因此，非共識或是歧義，正是指話語中被安置的感受性分配與其自身之間的差距。對於洪席耶而言，政治便是干預話語既定的感受性分配體制之活動。政治使原本在感知座標中沒有參與之分者得以介入。政治轉移配置框架內被分配的身體位置，中斷原有的法則與計算框架，引入了不可共量性，使不可見者得以出現，使無法被理解的無意義噪音成為有意義的話語。
「歧義」是政治性主體的起點。政治主體化挑戰原本維持秩序與穩定狀態的治安邏輯，召喚出另外一個共同體，於是一個原本不存在的群體便與原生社群分裂而出現。現代政治透過複製共同而具有控訴意味的世界而存在，這些世界卻被簡化為社會活動與秩序的表面。我們只看到各種走在街頭的抗議團體，或是透過議會政治與政黨政治而集結的利益團體。現代政治在各種主體化的操作之下，透過各種話語餵養自己而壯大。洪席耶說，「我們」只是個結構關係的代名詞，指向了一個系列的展示運作以及各種主體形式。這些政治主體，或是主體化模式，只是在同一與差異的原則之下而被辨識的「人」的集合體所構成。這些共同的世界，這些新秩序的配置，在十九世紀是普羅勞工的共同體，在當代，則出現了洪席耶所說的倫理共同體的新秩序。在其近著《美學及其不滿》（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洪席耶更指出當代出現的倫理轉向以共識強制抹除政治性的區分線。無論是以統計方式計算人口，或是計算全球社群之利益與構成分子，都是將政治共同體改變為倫理共同體，以便聚集同一種人，並且計算每一個人。倫理轉向的力量，不僅將不具有共識的不同部份納入共識的秩序，而更可能會將不同的歧義位置絕對化。
歧義並非錯誤認識，因此不需要知識的補遺；
歧義亦非錯誤理解，因此並不要求詞語淨化。
歧義的情況是，在爭執說話內容的意義時，已經構成了話語情境之理性本身。
而「話語之可能性條件」的整體，說明了人之所以是政治動物的基礎。
《歧義》是洪席耶奠定其政治哲學基礎之重要著作。
洪席耶在書中處理政治與哲學之關係，分析政治理性的歧義邏輯，探討古典與現代「政治哲學」之不同理性邏輯，「民主之名」如何在政治實踐領域中被理解與操作，民主之實踐與共識體制如何被正當化，以及當代無疆界人性之說辭或是以非人性統治為名之控訴背後更複雜的問題。
洪席耶指出， 同樣的話語，卻有不同的秩序與理性，這就是感受性的不同配置，也就是話語的內部空隙（ecart）。判斷正義與非正義或是對與錯，已經透露了此判斷所依據的理性，因此，透過對立面（contraires）之媒介，才可能認清歧義之理性。話語中所標記的善惡區分，有用與無用的計算，合於其分或是無分——此計算的理性模式與界限，透過其對立面之媒介，也就是其所指稱為過錯 / 偏差者（le tort）的位置。從對立面，尤其是從被指認為過錯者，我們正可以看到主導階級所援用的計算理性之排除性。因此，在洪席耶的脈絡下，le tort，不僅意指在既有法律契約之下所判定的過錯、過失、侵害、逾分，而也更為根本地揭露了共享感受體制所區分的好壞與善惡，以及此感受體制理性所辨識的過錯。 過錯與偏差之展現，命名之扭轉偏移（torsion），所謂的「空名」（le nom vide），挪出了「空隙」，而使無分之分者得以參與、得以言說，而成了政治之所以可能的起點。
洪席耶強調，政治並不是透過共識而建立共同的生活型態，也不是透過共識而集結人群，或是僅在形式上達到平等。共識正是政治的結束。政治若是被視為建立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型態，政治便失去了意義。政治的本質是非共識（dissensus）。共同體基本上不具有可共量的基礎（arkhe）。 一個社會的語言有其運行之功能與秩序，但是，由於不同的理解，共同世界實際上是由共同體與非共同體所構成的整體。共同體所使用的話語最初便已經被不同位置與不同理性之間的差距所滲透。因此，非共識或是歧義，正是指話語中被安置的感受性分配與其自身之間的差距。對於洪席耶而言，政治便是干預話語既定的感受性分配體制之活動。政治使原本在感知座標中沒有參與之分者得以介入。政治轉移配置框架內被分配的身體位置，中斷原有的法則與計算框架，引入了不可共量性，使不可見者得以出現，使無法被理解的無意義噪音成為有意義的話語。
「歧義」是政治性主體的起點。政治主體化挑戰原本維持秩序與穩定狀態的治安邏輯，召喚出另外一個共同體，於是一個原本不存在的群體便與原生社群分裂而出現。現代政治透過複製共同而具有控訴意味的世界而存在，這些世界卻被簡化為社會活動與秩序的表面。我們只看到各種走在街頭的抗議團體，或是透過議會政治與政黨政治而集結的利益團體。現代政治在各種主體化的操作之下，透過各種話語餵養自己而壯大。洪席耶說，「我們」只是個結構關係的代名詞，指向了一個系列的展示運作以及各種主體形式。這些政治主體，或是主體化模式，只是在同一與差異的原則之下而被辨識的「人」的集合體所構成。這些共同的世界，這些新秩序的配置，在十九世紀是普羅勞工的共同體，在當代，則出現了洪席耶所說的倫理共同體的新秩序。在其近著《美學及其不滿》（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洪席耶更指出當代出現的倫理轉向以共識強制抹除政治性的區分線。無論是以統計方式計算人口，或是計算全球社群之利益與構成分子，都是將政治共同體改變為倫理共同體，以便聚集同一種人，並且計算每一個人。倫理轉向的力量，不僅將不具有共識的不同部份納入共識的秩序，而更可能會將不同的歧義位置絕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