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不是要維護某種立場的文化論述，正好相反，它在揭露文化開放性和未來性的同時，也在對不同立場的文化論述進行解構。對於某種文化資產的維護或提倡，以及社會認同的建立都會涉及到文化權利的議題。這已經不是從同一或單一的理念出發，我們並不應該把別人變成跟自己一樣。相反的，這是從差異和多元的角度來思考人民的基本權利是什麼，特別在今天的全球社會中。只有務實給予台灣社會一個多樣性（diversity）的空間，台灣的創意和永續發展才有可能，文化政策也才能擺脫意識型態的桎梏。
因此，文化政策不是要強加人民某種文化或資產的概念，而是在多樣性的空間中進行文化的對話與創意。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因此也才可能走出認同問題的泥沼。這是台灣主體性和凝聚力的原型，也是兩岸關係可以良善整合的基礎，以及接軌全球的策略。這同時也在告訴我們，文化政策不是一個靜態或被動的弱勢政策，而是一個涉及到國家整體發展的上位政策，特別對於我們台灣人而言。在文化空間不斷多元和開放，以及作為一種事業甚至是產業的情況下，文化政策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轉向，它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秩序上來。這個秩序就是境寓(milieu)，一個本來就存在但被大家遺忘的空間。台灣境寓（Taiwan Milieu）是台灣歷史性和未來性的基礎，並且是作為台灣文化論述與政策的主體。什麼是台灣人這一個議題，在這裡可以得到最真實和最具共識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