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內容主要關注在俄羅斯、美國、台灣的政治傳播發展現況上面。
俄羅斯媒體在蘇聯解體之後經歷了巨變:媒體一開始是個人恩怨與政黨鬥爭的工具,儘管媒體角色更加多元化了,使得媒體成為較為專業化與獨立性的一個特殊階層,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那就是媒體已經強大到成為了西方國家和金融工業寡頭影響選舉以及干預決策的工具(例如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的顏色革命,親西反對派媒體與親俄政府派媒體對政權之爭),這時在俄羅斯新聞界流行的自由主義風潮已經不利於俄羅斯的強國目標,普京要防堵顏色革命在俄羅斯爆發。因此,普京上任之後首先起訴寡頭,媒體開始了國家化進程,媒體運作在專業化的同時還必須負擔維護國家安全、護航政府政策與保護國家利益的責任。儘管俄羅斯媒體經過專業化發展的同時,只是使媒體管理更加合理化與有效率,最重要的是媒體還是要回歸國家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自由化的媒體在俄羅斯重建多極國際體系(俄羅斯-歐盟-聯合國-美國)對抗美國單極主義之際是不被普京政府所提倡的。
美國是一個自由媒體發達的國家,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本土沒有受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波及,和平的土壤才能培育自由的種子。美國是一個政治社會相對非常穩定的國家,社會結構發展成熟與成型,那麼,發達自由的媒體就成為了防止美國政權僵化與促進社會進步與多元的動力因素。
台灣則是一個選舉頻繁的地方,台灣媒體在經過解嚴之後經歷了台灣多次選舉,媒體在報導了幾次台灣關鍵性的大選之後,總體而言,台灣媒體逐漸扮演政黨政治與政黨輪替的一個關鍵性角色,從促進民主與公民社會的角度而言,混亂過度的台灣媒體仍發揮了促進作用,但如何解決媒體文化教育功能與發揮媒體娛樂的視聽感官效果,並且減少電視節目對閱聽眾產生心理與行為的負面影響,這些恐怕是台灣媒體仍必須面對解決的難題,台灣的政黨政治生態與民主機制的完善,恐怕不是單純公視化媒體就能輕易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