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身處訪問莫斯科的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要劉伯承、鄧小平先頭部隊阻擊李彌、余程萬向越、緬前進。次年二月九日李、余部李國輝率部過境緬甸。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雲南耿馬、鎮康、保山、永德、龍陵、騰衝、西盟、盈江等數縣地方不斷有領導人率民眾武裝及家眷過境與李國輝部匯合。

李彌受蔣介石指令，由臺至緬將原國軍及雲南地方武裝總編為反共救國軍，駐蹕緬甸。復遭緬甸政府反對，蔣介石不得不遵聯合國決議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將李彌部及家眷撤離至臺。以李文煥、段希文率領的地方武裝及家眷為骨幹的群體不願遠離家鄉，繼續與緬甸政府周旋。一九六〇年與入境的共軍又戰，後轉至泰北生存。

七十位老兵或家眷的口述者講述了這一段他們身臨其境的遭遇。他們堅守在可望不可及家鄉的山林中，國共兩方都不待見他們，泰國也不承認他們，為生存他們與各路人馬交火搏擊，參與到金三角這個世界最大毒品市場中撈生活，支持他們的信念就是為了一點點自由，不願在大陸受苦，也不願意為國民黨利用。直至一九七〇年，泰國政府決定承認他們的「軍事難民」身分，前提是為當局服務，替政府去打擊寮共。他們同意了，既不是中共批准的，也不是民國同意的，他們做了一次自己的主。仗打勝了，泰國皇帝賜姓，批准這些老兵可以入籍了。他們後代生活隨之發生變遷。

但何以為家？依然是繞不開的思緒。

作為一名訪問者，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訪問何種身分的對象，實在是一種機遇，是歷史的賜予，不是你想不受約束的訪問就可以實現。訪問者同是一名親歷者，當你把感同身受的經歷試圖記錄下來，只能私下為之，不可堂而皇之的詢問、討論。部分學者認為口述歷史不可靠，前提是學者認為的歷史不是口述者記憶中的歷史，所以他們在不願放棄口述者身分的同時，對口述材料加以剪裁、整理、考證、闡釋，成為某種符合歷史學者口味的歷史。難道這樣就可靠了嗎？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根本不是口述史，除了保留口述者的身分外，依然是歷史學者詮釋的歷史。

口述者將記憶中的歷史講出來，自然不會和盤吐出，他能講出來的，一定是現場氛圍能包容的記憶，不合時宜的，他不會講，或者講出來後加一句，此話不能發表。這種許可，直接來自口述者對現場的判斷。包括訪問者與口述者的共鳴，雙方採取對立的、追問的等等方式接觸，訪問者獲得的材料其價值幾乎很難下斷語，其原因在於訪問者的主觀一開始就想替代口述者。甚至可以說，這時的訪問者是口述者身分的盜用者。

不用諱言，口述者的言談存在謊言、存在記憶模糊、遺漏等等。但決定採取口述記錄的方式，就等於要接受口述者言談的一切，包括謊言、歪曲、遺漏等等。不僅詳實的記憶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歷史的線索，謊言、歪曲的口述也為我們提供了認清歷史人物的現場，因為我們不是在追溯個人道德的高低，目地是在觀察歷史中的人的言行，口述資料的珍貴，是因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思考歷史的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