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出境與入籍法等相關規定，對「外籍新娘」是相當不利的，她們被限制而無法在台工作，然而他們在台灣的家庭卻常是工人階級；在以身份證資格為社會福利基礎的台灣社會中，冗長的等待期間，讓她們無法獲得社會制度的支持；取得身份證之後，依然沒有擔任公職的權力。如果在未取得入籍之前就訴請離婚，將會被遣返回國，探視孩子的權利也掌握在夫家手中，正因為台灣將「外籍新娘」視為台灣配偶及子女的「依親者」（不是法律上獨立的人），因此，也才使得她們往往被夫家控制，更加深性別權力的不平等。
新的規定更要求「外籍新娘」在取得本國國籍之前必須通過語言的測驗，可是我們卻沒有周全的配套措施，幫助她們學習新的語言與文化，如同《少數群體的權利》一書的作者金里卡所質問的「到底哪些政策能幫助移民學習主流語言？」
因為婚姻關係來到異國生活的「外籍新娘」，被歸咎為產出下一代素質低落的「新台灣之子」，但事實上是語言的不適應，和本國語為尊的環境，讓她們不敢與孩子溝通，連她們身上豐富的越南童謠、泰國兒歌都不敢教與她們最親近的孩子。政府也安排她們不斷的產檢，彷彿她們的身體是可疑的、不健康的，透過國家權力確保「國力」的強健，在在顯示對東南亞女性的歧視與偏見。
這一次，她們決定站出來，不再讓台灣的媒體形塑她們為「等待救援的弱者」，她們不再滿足於安靜地在家當個賢妻良母，新的移民環境激發出她們新的潛力，在南洋姊妹會的識字班訓練之後，她們是一群通譯人，她們學習在家鄉可能一輩子也學不到的「發聲」，拋開「外籍新娘」的污名，她們自許為是「新移民女性」
新的規定更要求「外籍新娘」在取得本國國籍之前必須通過語言的測驗，可是我們卻沒有周全的配套措施，幫助她們學習新的語言與文化，如同《少數群體的權利》一書的作者金里卡所質問的「到底哪些政策能幫助移民學習主流語言？」
因為婚姻關係來到異國生活的「外籍新娘」，被歸咎為產出下一代素質低落的「新台灣之子」，但事實上是語言的不適應，和本國語為尊的環境，讓她們不敢與孩子溝通，連她們身上豐富的越南童謠、泰國兒歌都不敢教與她們最親近的孩子。政府也安排她們不斷的產檢，彷彿她們的身體是可疑的、不健康的，透過國家權力確保「國力」的強健，在在顯示對東南亞女性的歧視與偏見。
這一次，她們決定站出來，不再讓台灣的媒體形塑她們為「等待救援的弱者」，她們不再滿足於安靜地在家當個賢妻良母，新的移民環境激發出她們新的潛力，在南洋姊妹會的識字班訓練之後，她們是一群通譯人，她們學習在家鄉可能一輩子也學不到的「發聲」，拋開「外籍新娘」的污名，她們自許為是「新移民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