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笨了，問題在政治》則是《中國時報》我見我思專欄集結，經過主筆倪炎元的選輯，從三百多篇剪裁成一百篇，並依主題加以分門別類。

「我見我思」專欄的執筆者都是線上的資深記者，路線立場不同，筆法風格各異，在新聞事件發生的剎那，如電光火石照見其面貌，因此成為《中國時報》版面的特色之一，也是台灣報業一個新思惟的起點。

這些深刻且時有洞見的文字，不應隨著時過境遷而被遺忘；透過《中國時報》主筆倪炎元的選編，在運轉、消耗得如此快速而瞬息萬變的台灣，為 2000 年的政經變化、社會脈動留下一份近距離的生態觀察記錄。

《除魔與昇華》深沈而縝密，《別笨了，問題在政治》立即而辛辣，兩本書像是一首二重奏，彼此呼應，相互支持，以不同的節奏與風格交織出台灣在過去一年裡頭的政經、社會軌跡。

這種對立一方面提供了對照的趣味，另一方面也具體展現了 Viewpoint 系列的深刻盼望與疑惑：在一個具備了民主形式要件的社會中，當以往的禁忌都不復存在，個人的好惡判準貶抑了法律的尊嚴，以多元價值之名，把個人標舉到價值體系的最高階。弔詭的是，在這種相當極端的個人主義氛圍下，個人的判斷力與思考力在媒體的二元對立的戲劇手法之下，卻處於被化約、簡化的危險之中，進而損及這個社會朝向更民主、更多元邁進的能力。

這種缺失才是今天台灣社會諸般問題的根源：我們有眼睛，卻失去看的能力；有耳朵，卻不會聽；有腦袋，卻不會想。Viewpoint 不可能以戲劇化的姿態扭轉這種傾向，但卻希望在理性被痲痹、行將沈睡之際，做個小小的喚醒。

中研院院士、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曾這麼形容耶魯大學歷史系專治中國史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史景遷當然不曾寫過這麼一本「電話簿當代史」，但是從許倬雲教授的比喻中，不難了解史景遷說故事的功力是如何高超。

而這種說故事的能力，乃是成為優秀史學家的必要條件之一，也往往是一種天分，而史景遷就有這種本事，能埋首在故紙堆裡細心排比資料，但也能跳脫到宏觀的角度，從世界的大格局來觀照中國歷史，兼顧考證、敘述、分析、綜合與理論各個層面。這本《追尋現代中國》就是最好的例證。

史景遷有非常清晰而強烈的問題意識，這從原書名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就可看出。史景遷的問題是：如果有「現代中國」這回事的話，那麼這個名詞可以回溯多遠而仍能成立？在這個基本層次上，史景遷所思考的問題可說和已故史學家黃仁宇相當接近，因為黃仁宇的主要關注點正在於把中國和歐洲歷史相對照，思索為何歐洲式的資本主義沒有發生在中國。而所謂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和現代性（modernity）可說是相通的。而史景遷和黃仁宇兩人也都很注重看似細微不起眼的技術細節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所以在千端萬縷的細節中，揀選、過濾有意義的事件，並將之匯集，與歷史的大走向掛鉤，那是真的要有小說家的筆法與功力才能畢其功，更何況這本書的英文版還是由 Norton 所出版，是作為大學教科書之用。一本大學教科書能寫到兼顧學術性與可讀性，在英語世界裡，史景遷恐怕是當代第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