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統治的五十年，是台灣社會法律發展的一段重要轉折期。非西方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於十九世紀末，首度將近代西方法╱現代法引進原本施行傳統中國法的台灣。台灣殖民地立法的內容，逐漸從初期的「舊慣溫存」，演變為以日本化的西方式法律為主的規範架構。廉潔有為的司法部門，相當程度地落實這些源自西方的法典內涵。而在日本當局以刑罰鞏固台灣統治權的過程中，近代西方式的刑法觀亦被引進台灣；且在民商法領域中，除親屬繼承事項外，已有明顯西方法化的跡象。
五十年後，台灣施行了另一套同樣根源自近代西方法的中華民國法體制，生活在其中的我們，不免困惑：在此之前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法律體制究竟是什麼光景？台灣如何從傳統中國法走向近代西方法體制？戰前與戰後兩套西方式法律體系間，究竟有無承繼的關係？
透過王泰升的《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修訂版）》可以解開上述的困惑，並且瞭解：日本固然基於帝國的利益而在台灣施行西方式法律，但台灣人民在付出高昂代價的同時，卻也分享了改革的附隨利益。戰後施行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法體制，更因仿效戰前歐陸式的日本法甚多，而使得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經驗，深刻地影響著戰後的台灣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