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傳統中國法制長廊裡，儘管王朝遞嬗，立法頻仍，但始終未曾出現過一部獨立的「民法典」。
民國初期的法律之所以不能及時制頒，也無法適用於全國，一方面，固與國權不能統一，政府權力基礎不穩固有關；他方面，也因為各省軍閥任意制訂「法規」，干涉司法所致。
北洋政府時期的大理院，在如此惡劣的大環境裡，針對當時成文法大量欠缺和諸多不完備的情勢下，能不畏其難，大膽採用判決先例補充方法，肩負起「司法兼營立法」的雙重任務，不僅維護了法制更迭的過渡，而且推動了近代中國法制的前進，誠屬不易；而「制定法」與「判例」如此巧妙的結合，亦屬民國法制的另類異彩。
當下觀察，在繼受外國法初期，大理院所扮演司法機制的角色，在法制史上的意義相當特殊。本書特精選大理院民事判例百則，除有劃時代之歷史意義外，亦為讀者研究的最佳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