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底、1970年代初，是國際局勢「危疑震撼」的年代。在錯綜複雜的變局中，中華民國與蘇聯這兩個幾乎不可能接觸的「宿敵」，竟然有過一段以「合作」除去毛澤東為目標的奇妙遭遇。
1968年10月22至31日，任職英國《倫敦晚報》的蘇聯籍記者維克多‧路易斯來台訪問，並晤見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此後路易斯代表莫斯科與台北展開一連串的會談，雙方接觸不下三十餘次，1969年5月14至16日及1970年10月底，時任新聞局局長的魏景蒙，也曾兩度銜命赴維也納與路易斯會面，作進一步的「交涉」。
台北與莫斯科的這一段「秘密外交」傳聞已久，並曾引起美國的關切，只是一直無法加以證實。不過，當年扮演關鍵角色的魏景蒙，在其英文日記中為這段交往最重要的部分留下了完整的記錄，他稱之為「王平檔案」(共三卷)。
「王平檔案」中譯本的出版，把當年這段秘辛呈現在讀者面前，讓大家了解台北當局在外表僵硬的反共抗俄政策背後，所採取的若干彈性做法；以及在波譎雲詭的國際政治裡，仍求周旋與發展的一些企圖心。
1968年10月22至31日，任職英國《倫敦晚報》的蘇聯籍記者維克多‧路易斯來台訪問，並晤見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此後路易斯代表莫斯科與台北展開一連串的會談，雙方接觸不下三十餘次，1969年5月14至16日及1970年10月底，時任新聞局局長的魏景蒙，也曾兩度銜命赴維也納與路易斯會面，作進一步的「交涉」。
台北與莫斯科的這一段「秘密外交」傳聞已久，並曾引起美國的關切，只是一直無法加以證實。不過，當年扮演關鍵角色的魏景蒙，在其英文日記中為這段交往最重要的部分留下了完整的記錄，他稱之為「王平檔案」(共三卷)。
「王平檔案」中譯本的出版，把當年這段秘辛呈現在讀者面前，讓大家了解台北當局在外表僵硬的反共抗俄政策背後，所採取的若干彈性做法；以及在波譎雲詭的國際政治裡，仍求周旋與發展的一些企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