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內地去工作！須要像帝國主義傳教信徒的方法，每禮拜強勸我們老百姓男婦老幼都來聽講宣傳我們的三民主義，編制詩歌、攝影革命影片、遊藝等，以助他們的興致。──龐廉孫，〈到民間去！〉(1927)
總理死後，再要想到中國革命成功，只有效摩罕默德的信徒宣傳回教之一法。他們是右手持劍左手持可蘭經的，以後我們宣傳，也當右手持槍，左手持三民主義，庶幾可以使民眾迅速了解。──白瑜，〈留別有槍的同志們〉(1925)
(軍隊)政治工作之人員，與宗教之傳道師，殆無以異，應死力衛道，方收殊校。──朱色，〈政治工作應注意之事件〉(1926)
1924年，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未幾，即依「以黨領軍」、「重視政治訓練」等理念，創設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黨化軍隊。其特別表徵，是出現一群「右手持槍，左手持三民主義」的軍隊政工人員。他們還試圖效仿「宗教之傳道師」，又向士兵或百姓散發圖畫文字、編制詩歌戲曲，進行各式宣傳。
可以說，這一場革命運動，上承五四新文化運動，下塑數十年來海峽兩岸的政治文化格局。它匯集了國民黨文武黨員、共產黨跨黨黨員、蘇俄顧問、以及無數男女老幼，交織一段層面既廣，亦有複雜恩怨的互動過程。本書便藉由北伐戰爭初期(1926-1927)，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著名左派人物鄧演達(1895-1931)為經緯，重探這段影響深遠的動人歷史篇章。
本書，圍繞在一個人的事蹟，用心卻不在紹述其生平與思想；充斥著「革命」語彙，卻指望能擺脫革命史觀的幽靈。
鄧演達是何許人？似乎已幾為台灣公眾所遺忘。即或如此，鄧演達是和楊杏佛、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並列的白色恐怖槍下冤魂。在作家平路女士筆下，鄧演達之死，則讓宋慶齡萬念俱灰，難掩激狂。及至文革過後，宋慶齡終可以漾著一朵少女般的微笑，「戴上老花眼鏡，在祭日發表追念鄧演達的文字」。
鄧演達就如同其他歷史人物，還有很多的形象樣貌。只是，那些聲光交輝的故事，時常不脫「革命」與「反革命」交鋒的套路。革命史觀的幽靈，確實仍在我們的時代徘徊。然而，所有的革命神話，都難逃有被請下神壇的一天。如果史家不僅止滿足於解構「革命神聖」的大敘述，那麼，在面對難以計數且打著「革命」旗號的人與事時，能有什麼樣的關懷？
鄧演達在以「民主人士」身份，粉墨登場於歷史舞台前，曾身著軍服，腳踏軍靴，掛上皮帶，頭戴鑲有青天白日徽的軍帽，主持早年的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軍隊政工制度，無疑是1920年代中國革命，給予海峽兩岸的重要歷史遺產之一。諷刺的是，被許多後人目為「控制思想」之用的政工制度，其實在中國試行之初，旋即深陷嚴重意識型態紛擾，以及各式內外衝突。就某個角度而言，這已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議題了。
政治如何控制軍隊，軍隊如何左右政治，智識如何支配槍桿，槍桿如何影響智識，本屬值得留心的問題。況乎少有人會懷疑，近代中國社會深受兵燹之苦；而軍事組織與戰爭事件，對中國的歷史格局造成什麼樣的衝擊，猶待更多的反思。尤其在1920年代以後，軍事暴力文化，每以「革命」緣飾；反之，「革命」活動，也常瀰漫軍事術語。劉再復先生說：「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牛棚、辦學習班、開批鬥會，最常用的語彙都是軍事術語，例如『堅決打倒階級敵人的猖狂進攻』、『團結多數，孤立少數，打一場殲滅戰』、『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就近代中國史的長期脈絡來看，這一現象，絕非偶然。
筆者因此逐漸對國共兩黨軍隊的「政治手臂」，兼及相關政治文化、軍事社會史議題，萌生關懷。為了撰寫本稿，自2007年起，逾一年半的光景，筆者時常沈浸於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查閱大量的原始文件。本書徵引文獻的大宗，是南京時代以前，廣州、武漢時期的國民黨會議記錄、文件。特別是武漢政權(1926-1927)的部分，比重尤為可觀。當年自恃「國民黨正統」的武漢，卻被南京目為「共產黨把持的赤色政權」，共產黨視作「軟弱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民主專政」，難登國共兩黨革命史神殿的大堂。筆者為其欷噓之餘，撫觸這批批材料，或為書以蒼健字跡的毛筆文稿，或為電碼譯文駁雜的電報函件，猶感思古幽情，遙想當年廟堂。
總理死後，再要想到中國革命成功，只有效摩罕默德的信徒宣傳回教之一法。他們是右手持劍左手持可蘭經的，以後我們宣傳，也當右手持槍，左手持三民主義，庶幾可以使民眾迅速了解。──白瑜，〈留別有槍的同志們〉(1925)
(軍隊)政治工作之人員，與宗教之傳道師，殆無以異，應死力衛道，方收殊校。──朱色，〈政治工作應注意之事件〉(1926)
1924年，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未幾，即依「以黨領軍」、「重視政治訓練」等理念，創設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黨化軍隊。其特別表徵，是出現一群「右手持槍，左手持三民主義」的軍隊政工人員。他們還試圖效仿「宗教之傳道師」，又向士兵或百姓散發圖畫文字、編制詩歌戲曲，進行各式宣傳。
可以說，這一場革命運動，上承五四新文化運動，下塑數十年來海峽兩岸的政治文化格局。它匯集了國民黨文武黨員、共產黨跨黨黨員、蘇俄顧問、以及無數男女老幼，交織一段層面既廣，亦有複雜恩怨的互動過程。本書便藉由北伐戰爭初期(1926-1927)，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著名左派人物鄧演達(1895-1931)為經緯，重探這段影響深遠的動人歷史篇章。
本書，圍繞在一個人的事蹟，用心卻不在紹述其生平與思想；充斥著「革命」語彙，卻指望能擺脫革命史觀的幽靈。
鄧演達是何許人？似乎已幾為台灣公眾所遺忘。即或如此，鄧演達是和楊杏佛、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並列的白色恐怖槍下冤魂。在作家平路女士筆下，鄧演達之死，則讓宋慶齡萬念俱灰，難掩激狂。及至文革過後，宋慶齡終可以漾著一朵少女般的微笑，「戴上老花眼鏡，在祭日發表追念鄧演達的文字」。
鄧演達就如同其他歷史人物，還有很多的形象樣貌。只是，那些聲光交輝的故事，時常不脫「革命」與「反革命」交鋒的套路。革命史觀的幽靈，確實仍在我們的時代徘徊。然而，所有的革命神話，都難逃有被請下神壇的一天。如果史家不僅止滿足於解構「革命神聖」的大敘述，那麼，在面對難以計數且打著「革命」旗號的人與事時，能有什麼樣的關懷？
鄧演達在以「民主人士」身份，粉墨登場於歷史舞台前，曾身著軍服，腳踏軍靴，掛上皮帶，頭戴鑲有青天白日徽的軍帽，主持早年的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軍隊政工制度，無疑是1920年代中國革命，給予海峽兩岸的重要歷史遺產之一。諷刺的是，被許多後人目為「控制思想」之用的政工制度，其實在中國試行之初，旋即深陷嚴重意識型態紛擾，以及各式內外衝突。就某個角度而言，這已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議題了。
政治如何控制軍隊，軍隊如何左右政治，智識如何支配槍桿，槍桿如何影響智識，本屬值得留心的問題。況乎少有人會懷疑，近代中國社會深受兵燹之苦；而軍事組織與戰爭事件，對中國的歷史格局造成什麼樣的衝擊，猶待更多的反思。尤其在1920年代以後，軍事暴力文化，每以「革命」緣飾；反之，「革命」活動，也常瀰漫軍事術語。劉再復先生說：「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牛棚、辦學習班、開批鬥會，最常用的語彙都是軍事術語，例如『堅決打倒階級敵人的猖狂進攻』、『團結多數，孤立少數，打一場殲滅戰』、『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就近代中國史的長期脈絡來看，這一現象，絕非偶然。
筆者因此逐漸對國共兩黨軍隊的「政治手臂」，兼及相關政治文化、軍事社會史議題，萌生關懷。為了撰寫本稿，自2007年起，逾一年半的光景，筆者時常沈浸於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查閱大量的原始文件。本書徵引文獻的大宗，是南京時代以前，廣州、武漢時期的國民黨會議記錄、文件。特別是武漢政權(1926-1927)的部分，比重尤為可觀。當年自恃「國民黨正統」的武漢，卻被南京目為「共產黨把持的赤色政權」，共產黨視作「軟弱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民主專政」，難登國共兩黨革命史神殿的大堂。筆者為其欷噓之餘，撫觸這批批材料，或為書以蒼健字跡的毛筆文稿，或為電碼譯文駁雜的電報函件，猶感思古幽情，遙想當年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