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軍運動其實尚未終止！
後冷戰時代，西方需要下一個敵人！
「歐洲」這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辭彙，為歐亞大陸左側那片土地扮演政治認同其實是很晚近的發明！
「EUROPE」 一詞源自古希臘神話，不過在希臘人口中的EUROPE是指野蠻人居住之地；羅馬稱雄的時代，文明與野蠻的劃分是以是否分享羅馬文明為界，因此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是野蠻人。蠻族大遷徙的浪潮逐漸安定下來，基督教因為繼承了古代文明--猶太人的一神論、希臘的哲思雄辯、羅馬的帝國典章而得以馴化了蠻族，因此「基督教」成了這片土地的最大公約數！但是當東西教會公元1054年的分裂、1517年新教的出現，使得EUROPE歐洲成為團結這片土地的人為建構！
因此「歐洲」的出現不只是地理名詞更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工具，同時也需要外部「敵人」的協助進行內部的團結。歷史上扮演過這個外部敵人角色的有伊斯蘭、鄂圖曼土耳其、沙俄、蘇聯，正因為蘇聯使得大西洋兩岸達成空前的團結！
然而蘇聯解體了，西方(歐洲加上繼承歐洲文明美、加、澳、紐等等)能不再仰賴敵人的存在來掩飾彼此的差異甚至是抹滅彼此的差異嗎？歐洲作為西方的源頭未來只能是美帝的正當化工具、或是聯合國的橡皮圖章、或是馬前卒嗎？還是歐洲在經歷的兩次大戰與冷戰之後能夠提出更好的前景！
作者在本書的結論，一旦歐洲企圖進行統一，不論是以「宗教」之名、「帝國」或是「文明」，帶給自己與其他人的反倒是災難，歷史實情是歐洲分裂時反而開出進步的火花！
本書特色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一百年，這也是適當的時刻讓我們反思史上最歷久不衰的主題之一，即「歐洲理念」（譯注：idea，從希臘文ideo而來，指一種理想的、永恆的、精神性的普遍典範）。當許多以寬廣的歷史視點討論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書籍問世時，其中並沒有一本是以系統性與批判性的角度，去研究歐洲理念與當代政體中政治認同的關係。「歐洲理念」是當代政治文化的一個主要面向，卻令人驚訝地有待探討。民族的神祕最終也臣服在眾多知識份子的批判下，但要打破作為一致化與普遍性計畫的歐洲迷思，仍未有任何批判見諸文字。
有人視歐洲是一種文化挑戰、一種哲學理想，或是地理概念，也有人側重歐洲的獨特性(韋伯)。我明白地將「歐洲」視為一種文化建構，並論證它不能被視為一個不證自明的整體，並破除歐洲的神祕性，以便評估在何種範圍內，歐洲理念可以在事實上藉由民族認同，以及「歐洲要塞」計畫這種沙文主義的狹隘規範性範疇，作為不受妨礙的集體認同基礎。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是否能發展出不是基於族群—文化主義的集體認同，此一問題和那些涉及到經濟與政治整合的事項同等重要。本書旨在討論歐洲理念作為集體認同的基礎之限制與可能性。我所假設的答案是歐洲理念唯有在關注於新的公民身分概念上，才可成為規範性的集體認同基礎。
我的主旨為歐洲作為一種理念，它永遠都處於創造與再造的進程中，足球比賽的譬喻或許有助於概念化這點：球就是歐洲，球員們則是各種認同方案，而球場在本例中，便是地緣政治的實際運作場域。此項類比同時也強調了我的論點，即歐洲理念絕不是完全地被場上任一球員所控制；它佔據著由各種集體認同所競相爭奪的文化—象徵空間。歐洲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顆政治足球。然而更進一步的延伸這譬喻，它並非沒有裁判的存在，因為實在的社會再生產同樣也涉及到規範性範疇；亦即是它可以被連結到擁有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權力的道德範疇。
後冷戰時代，西方需要下一個敵人！
「歐洲」這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辭彙，為歐亞大陸左側那片土地扮演政治認同其實是很晚近的發明！
「EUROPE」 一詞源自古希臘神話，不過在希臘人口中的EUROPE是指野蠻人居住之地；羅馬稱雄的時代，文明與野蠻的劃分是以是否分享羅馬文明為界，因此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是野蠻人。蠻族大遷徙的浪潮逐漸安定下來，基督教因為繼承了古代文明--猶太人的一神論、希臘的哲思雄辯、羅馬的帝國典章而得以馴化了蠻族，因此「基督教」成了這片土地的最大公約數！但是當東西教會公元1054年的分裂、1517年新教的出現，使得EUROPE歐洲成為團結這片土地的人為建構！
因此「歐洲」的出現不只是地理名詞更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工具，同時也需要外部「敵人」的協助進行內部的團結。歷史上扮演過這個外部敵人角色的有伊斯蘭、鄂圖曼土耳其、沙俄、蘇聯，正因為蘇聯使得大西洋兩岸達成空前的團結！
然而蘇聯解體了，西方(歐洲加上繼承歐洲文明美、加、澳、紐等等)能不再仰賴敵人的存在來掩飾彼此的差異甚至是抹滅彼此的差異嗎？歐洲作為西方的源頭未來只能是美帝的正當化工具、或是聯合國的橡皮圖章、或是馬前卒嗎？還是歐洲在經歷的兩次大戰與冷戰之後能夠提出更好的前景！
作者在本書的結論，一旦歐洲企圖進行統一，不論是以「宗教」之名、「帝國」或是「文明」，帶給自己與其他人的反倒是災難，歷史實情是歐洲分裂時反而開出進步的火花！
本書特色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一百年，這也是適當的時刻讓我們反思史上最歷久不衰的主題之一，即「歐洲理念」（譯注：idea，從希臘文ideo而來，指一種理想的、永恆的、精神性的普遍典範）。當許多以寬廣的歷史視點討論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書籍問世時，其中並沒有一本是以系統性與批判性的角度，去研究歐洲理念與當代政體中政治認同的關係。「歐洲理念」是當代政治文化的一個主要面向，卻令人驚訝地有待探討。民族的神祕最終也臣服在眾多知識份子的批判下，但要打破作為一致化與普遍性計畫的歐洲迷思，仍未有任何批判見諸文字。
有人視歐洲是一種文化挑戰、一種哲學理想，或是地理概念，也有人側重歐洲的獨特性(韋伯)。我明白地將「歐洲」視為一種文化建構，並論證它不能被視為一個不證自明的整體，並破除歐洲的神祕性，以便評估在何種範圍內，歐洲理念可以在事實上藉由民族認同，以及「歐洲要塞」計畫這種沙文主義的狹隘規範性範疇，作為不受妨礙的集體認同基礎。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是否能發展出不是基於族群—文化主義的集體認同，此一問題和那些涉及到經濟與政治整合的事項同等重要。本書旨在討論歐洲理念作為集體認同的基礎之限制與可能性。我所假設的答案是歐洲理念唯有在關注於新的公民身分概念上，才可成為規範性的集體認同基礎。
我的主旨為歐洲作為一種理念，它永遠都處於創造與再造的進程中，足球比賽的譬喻或許有助於概念化這點：球就是歐洲，球員們則是各種認同方案，而球場在本例中，便是地緣政治的實際運作場域。此項類比同時也強調了我的論點，即歐洲理念絕不是完全地被場上任一球員所控制；它佔據著由各種集體認同所競相爭奪的文化—象徵空間。歐洲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顆政治足球。然而更進一步的延伸這譬喻，它並非沒有裁判的存在，因為實在的社會再生產同樣也涉及到規範性範疇；亦即是它可以被連結到擁有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權力的道德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