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德‧斯賓格勒在其著名的《西方的沒落》中對歷史的發展持著一種過分悲觀的態度，但是，他對「文明」的深刻考察和認識，對文明與文化關係的深刻辯析，確實又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為此，作者試圖從這一角度對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的作家文化現象等作出某種反思。由於牽涉面較寬，作者將結合當代文化的幾個點進行比較考察。並且，還將觸及若干個相對敏感的議題，以引起人們更加深入的思考。

從當前魯、郭、茅、巴、老、曹的研究來看，人們似乎更傾向於認為，他們對左翼文化的某種認同與當代中國的左翼文化思潮來自同一資源。他們與後者從「趨同」到「合作」，完全在想像之中，是邏輯的必然。但我想提醒人們注意，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即他們之間的「分歧」則被輕易地遮蔽了。我想說，他們與毛澤東的文化觀雖不能說屬於兩個體系，但畢竟不盡相同的兩個話語。所以，當毛澤東激進主義的「現代性」試圖壓倒他們猶豫在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現代性」的時候，我們不能說，這是兩種思想的對峙，而應該意識到，它是五四內部分化的結果──是一種現代性，征服並代替了另一種現代性。

那麼，在現代民族國家這一話題下，對走進當代的魯、郭、茅、巴、老、曹的研究，就應該被納入更加複雜的考察線索之中。從而，我們才能認識，為什麼恰恰在進入了「現代民族國家」階段的新中國，他們（除魯迅之外）的精神生活和文學創作反而出現了深刻的危機？「現代化」的「國家」與「文化」之間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斷裂？

人們通常認為，標榜個性自由精神的中國作家對文學制度是深惡痛絕的，這其實是個錯覺。五四後文學社團和刊物的大量湧現，既起到了攻擊舊文學（包括文學制度）的作用，也為新文學的傳播、擴散組織了創作隊伍，建立起新型的思想和文學規範。同理，現代民族國家的確立，也需要創立自己一整套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文學制度。現代中國作家與現代民族國家在這一點上並無分歧，而關鍵問題在於：建立什麼樣的文學制度？

歷史地看，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的人生實踐和創作實踐，都程度不同地與現代文學文學制度的草創過程發生過緊密聯繫。魯迅辦過《莽原》、《語絲》，之後成為左聯的盟主。郭沫若創辦「創造社」，主編過《創造》、《創造週報》。茅盾參與發起「文學研究會」，主持著名的《小說月報》和《抗戰文藝》，又兼任全國「文抗」的負責人。巴金雖然與文學「組織」保持著一定距離，但他非常投入新興的出版事業，主編過《文學季刊》。30、40年代，曹禺與各種劇院和電影公司關係密切，曾以「編劇」、「導演」等多種身份參與到排演、發行工作之中。但需要指出，這種現實的不完善狀況是個性尋求現代性的一種現實存在狀態。應當說，文學制度其實就是現代性矛盾與張力的一個非常典型的體現。

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會浮現出來：文人創作與文化調整的關係和位置應該怎麼擺？因此，在文人創作與文化調整關係的「天平」，人們不難發現這些文學大師的心靈世界一再向後者的「傾斜」，進一步說，發現了他們精神痛苦內部的「歷史合理性」。由此推導，郭沫若從對文人意識和創作技巧的維護到逐步的弱化、妥協，既代表著茅盾、巴金們的普遍心理，也反映了他們共同的歷史處境。

儘管如此，並不能影響到我們對核心問題的追問：作家何為？我們知道，中國的儒家文化對精神個體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同化能力」，在這個語境中，個體對精神價值的追問和堅持很難得以實現。即使偶爾有幸運者，也都是一些游離於這一主體軌道之外的離經叛道者、科場失意的知識份子，他們「在野」的社會身份，可能反而為他們獨立的思想話語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間和現實可能。而處於主流體系中的「文官」群體，則很難對思想自由做長久的堅持。上述格局，在當代社會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進一步可以說，整個20至40年代的現代中國文學，都或多或少與這種虛擬性敘事有極大的關係。由此作者認為，從「在野」身份到走向社會的「中心」，不只是人生位置的「互換」，它還影響深刻勾劃了一個人的歷史處境和精神狀態，正是這一「處境」長期的潛移默化和由此產生的壓力、吸引力，把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推向了思想與文學上的極限。

在此背景下，當我們將當代中國文學與當代文化的幾個焦點問題略作比較性觀察之後，會發現，「走進當代」的魯、郭、茅、巴、老、曹現象不單是一個文學現象，它還是一個文化現象，或者徑直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現象。通過對「走進當代」後的他們的研究，目的在於觀察追蹤和研究這一階段文學和文化的轉向和滑落，並把思考的基點建立在後者是如何轉向和滑落的，而這種變化對當代文學和文化的建設究竟又意味著什麼，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看，它將給後人什麼豐富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