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大籃球場談起
沈君山
我初識田長霖，是在台大的籃球場上。
那是一九五一年，將近半個世紀以前，台灣還是個非常樸素的社會，網路電視等都不存在，更談不上什麼卡拉OK，年輕人發揮過剩的精力，可選擇的管道很少，最主要的，台灣經濟還沒有起飛，大家都沒有什麼閒錢，籃球是最不要花錢，也最方便的，籃球場就成為認識結交朋友最好的地方。那個時候，台大是唯一的大學，其他學校都還是學院。七月上旬，入學考試放了榜，被夏日曬得火燙、因放假而空曠了的台大水泥球場，一下便熱鬧起來。一批批剛考上的準大學生，帶著稍稍炫耀的神情，呼朋喚友到「我們」的學校去鬥牛，等到正式開學，牛友們便組織起來
搶球上籃，效率第一
建群隊中有個球員，個兒不高，但手極快，搶球極兇，常見他一把撈著球，沿邊飛奔，一下就到了籃下，能自己投，馬上就投，實在出不了手，也傳出來給隊友，目的就是進球。球路並不漂亮，也沒有什麼花招，但卻是極有效的球員。籃球是貼身運動，難免衝撞，衝撞多了，也難免打架，有一次打架，把記錄台打翻，人都打到記錄台下去。這位有效率的球員，個兒雖小，卻絕不怕衝撞，打架也不後人，該爭的時候，他是絕不退縮的。
四十六年以後，也是七月底的一天，兩位在籃球場上衝撞過，也可能打過架的球友──或者叫球敵吧──在台北又碰面了，不過這次是在福華飯店江南春的冷氣餐廳裡。一件休閒夾克，也沒有打領帶，踩著還是很有效率的步伐，瀟瀟灑灑的走進來，一點也看不出就是鼎鼎大名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校長，太平洋彼岸華人世界裡最知名成功人物之一的田長霖博士。他七月剛從加大校長任上退下來，來台是被教育部請來主持遴選清華大學的新校長。兩人緊緊握著手坐下來，在談正事之前，我告訴他，天下文化出版他的傳記，要我寫序，我要從台大的籃球場上談起。他眼
出國留學各奔前程
台大四年，這一批球友，在籃球場上，笑鬧競勝，在籃球場外，各自踏著不同的步伐，走過青春歲月，一齊的畢業，一齊的受訓，然後也一齊的謀求出國。那時，留學潮剛剛興起，但打一個五分鐘的越洋電話，要花掉公務員半個月的薪水，美國只是一個遙遠的、可以編織美夢的地方，充滿著各種傳奇。「有為者當出國」，社會、父母、青年自己都這樣想。出國的方式，各有不同，最快的是螺旋槳飛機，用三天的時間，經過太平洋的小島，一跳一跳的跳到美國大陸。其次是郵輪，要到香港去撘，載著青春、期望和離情，滿船的男女共同度過二十幾個星光燦爛的夜
在大學的時候，田長霖和我並不熟，球場之外，可能並沒有說過幾句話，出了國，就更沒有連繫。只是漸漸的，愈來愈多聽見他的名字，總是和成功與榮耀連結在一起。但也是機緣湊巧吧，最近幾年，幾次關鍵的時刻，我們都碰在一起。例如去年（一九九六），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之後，又是七月的一天，我們共同的朋友毛高文，約了田長霖夫婦和我，到西華飯店一起吃宵夜，田和毛比我年輕三、四歲，但也都過了花甲之年，到了人生事業的轉捩點。我們一起談世局，談兩岸，談大學教育，當然也談各自的未來。田長霖告訴我們，他已決定從柏克萊的校長退休
玻璃天花板和玻璃框框
《田長霖到柏克萊之路》這本書，出版社加了個副標題︰「華裔校長的輝煌歲月」，特別強調華裔兩字。作者在書中也一再提到「玻璃天花板」這個名詞，所謂「玻璃天花板」，指的是在美國這個西方國家中，一個東方人向上攀昇受到的外在的無形限制。美國本身原是個移民國家，立國的歷史不過兩百餘年，國民或他們的祖先，都是從世界各處移居匯集而來，最多不過四五代而已。所以，她號稱是民族的熔爐，在法令規章方面，尤其是六Ｏ年代以後，也確實對少數民族做到了儘量公平甚至保障的地步。但是，誠如書本中一再舉例一再強調的，在力爭上游的過程
這牽涉到文化上的困難，首先是自設的局限，也是無形的，或者可以稱之為玻璃框框。你得先自我突破這個自設的玻璃框框，才能突破那他設的玻璃天花板。或寬或窄，每個人都有他的玻璃框框，但華裔的留學生，有其共同的特殊性，他們遠涉重洋的時候，文化人格已多少定了型，初抵異鄉，語文的限制，使得他們在介入美國社會的嘗試中，從開始就在實質上和心理上遭遇到層層的阻礙甚至打擊。專業有成以後，在專業的圈子裡，可以自然而毫不遜色的交流，但在文化社交的範疇內，至少在開始時，是要勉力而為的。這個勉力，語文不是唯一的，但至少是重要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極端，刻意的絕跡于中國人的圈子，把中國文化的根切除，徹徹底底的做一個西方人。但這樣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尤其是老年以後。我想，做一個現代人，安身固然未必易，立命卻一定更難。在成長時逐步建立起來的價值倫理，因為科技跳躍式的進步，一生中會受到不斷的影響衝激，要從一個文化體系轉入另一個文化體系，保持平衡允執其中更不容易。
在這方面，田長霖無異是極成功的。他完全沒有脫離中國的根源，像我們在一起，儘管觀點未必盡同，卻能毫無拘束的從當年台大籃球談到今日的兩岸政治。但是他在外國人的圈子裡，從家中一年請一百多次客，要雇一個專業社交祕書來幫太太安排請客座位這種西式繁文縟節，到交知心而有重大影響力的朋友，他都能應付裕如得心應手。這樣的成功，與他的個性，當然很有關係。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大多有文人的氣質，文人是喜歡「愁」的，「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遠遊，尤其是去國的遊子，一定想家，尤其是文化的家。不管是不是為賦新詞
下一個人生舞台
作者劉曉莉在書末提出一個問題，讀完本書的讀者都會關切的問題︰從柏克萊的校長任上退下來，田博士的生涯是否就此絢爛歸於平淡？畢竟奮鬥半生，榮耀畢集，但最後在能源部長的任命案上，還是又碰上了玻璃天花板。是不是真就此「且效浮雲知進退，既成霖雨便歸山」？我的看法是「不」。一九九七年七月我見到的田長霖，還是和一九五一年七月的田長霖一樣，精力充沛、動作迅速，一旦確定目標，帶球投籃，絕不手軟。誠如柏克萊的學生報紙加州人日報在他辭職後的社論所言，「田校長明白自己的限制，不去進行無謂的戰鬥，不做唐吉訶德」。田
今天的田長霖和專業上傑出的華裔人士不同，他有許多他人沒有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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