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這座殿堂是怎樣建造起來的
中華自古有詩國之稱號，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國家，詩與生活的關係像我們中國人這麼密切的。中國人過年把詩貼在大門口，稱為春聯；每家牆上掛的字畫，都是詩語；男女青年談情說愛，把詩句題在紅葉上，繡在絹帕上；到廟裡抽籤，籤條上有詩；在家裡喝茶，茶壺茶杯上亦有詩；夏天天熱拿起一把扇子，扇面上有詩；說個笑話、打個謎語，用詩；嬰兒夜哭寫一張「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的紅條兒收驚，用的也是詩。總之，中國人一生下來，就跟詩發生了密切關係，也因此有人稱中華民族是詩的民族。由於詩或韻文的形式深入生活，詩的語言也融
然而，這值得我們驕傲、珍惜的優美傳統，正逐漸式微。今日的詩國子民，已經不再讀詩了；儘管當代台灣的新詩壇百花盛放，春景燦爛，但一般人仍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冷漠以對，工商業掛帥的霧翳，已經使很多人變成詩盲。
當僅占人群中少數又少數的詩人，孤絕地立於文學創造的頂峰，他們的心情是寂寥的、落寞的。他們多麼盼望有更多的愛詩人，走進新詩這宏麗殿堂，在這「靈照之戶，應物之軒」（柳宗元語）中熙然而歌，婆然而舞，盡情徜徉，歡喜讚歎；放眼飛閣亭榭的檻外，展望一個詩國再興的明日。
詩歌改良的前奏，從黃遵憲說起
中國古典詩不但在人類的美學經驗中，創造了無以倫比的不朽業績，更為詩與大眾生活的結合，提供了少見的範例。但自晚清以後，漸漸露出衰象來。
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中國詩壇，擬古、因襲之風瀰漫，詩人們寫詩，不從自我的文學生命出發，去追求藝術的獨立創造，而一味抱殘守缺，在陳腐的舊形式中揀拾古人的唾餘，「模宋規唐」、「抄書寫詩」的結果，使詩歌完全脫離社會大眾，而淪為少數人孤芳自賞、酬應唱和的工具。
那是一個各方面都在試圖改變、突破的年代，對於詩運的衰落，自然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感到隱憂，並不約而同地發出改良的呼聲。「詩界革命」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的。一八六八年，此一運動的倡導者黃遵憲首先發難，向終日埋首故紙堆中無病呻吟的「俗儒」們展開批判，並以「我手寫吾口」、創造「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以及在舊詩體中開發新內容、廣納新名詞為號召，展開一項有理論主張、也有創作實踐的詩歌改良運動。
外交官出身的黃遵憲富有現代觀念，文化視野遠大，他希望自己能成為詩歌界的「華盛頓、傑佛遜、富蘭克林」。他所掀起的文學新風潮，也的確稱得上波瀾壯闊，影響深遠（與他同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丘逢甲等都曾受到他的啟發），但稱之為「詩界革命」，卻嫌有欠周延、不夠徹底，詩的革命，應該是從思想內容到語言形式全面的脫胎換骨，不是舊瓶裝新酒，把火車、輪船等等新名詞納入詩中，就算完成了改革。儘管黃氏一再強調他寫詩「疏於詩律，選韻尤寬」，有決心突破一切羈絆去開創新局，但自始至終，他一直未能徹底擺脫舊有的格律
黃遵憲的文學改良，在整個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上，雖然只有階段性的意義，但他的出現，無形中為後來的五四新文學運動，新詩的發韌，作了最好的先期準備，對隨之而來的真正的詩歌革命，明顯的產生了催生的作用。
新詩的誕生
新詩又稱白話詩、自由詩或現代詩，它的歷史，始於五四白話文學運動。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八項主張：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詞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對這八項主張，胡適雖然沒有明白指出針對那一種文類，但對清末民初文壇情況稍有了解的人，一眼便看出來，那多半是衝著舊詩而發的。
按清代小說文學發達，其書寫的工具不是淺近的文言，就是市井流行的口語，要說把小說列為革命對象，意義是不大的，而最應該大加改革的，其實應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舊詩。不過胡適的八項主張，只限於詩的形式層面的糾正，尚未深入到詩歌內容和本質的提升，論者每每把這種偏失歸咎於胡的眼光短淺，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其實明智如胡適者，怎會只重視詩形而忽略詩質？他只不過認為當時最急切的事，還是語言工具的改變，一旦白話能夠順利搶灘登陸，接下來的工作就可以循序漸進了。
一九一八年，也就是五四的前一年，《新青年》雜誌率先改刊白話文章，小說、議論文字之外，也兼及新詩。胡適除了發表他的白話詩作外，並進一步提出詩體大解放的主張，認為中國詩歌要想起死回生，必須打破五言七言的格式，打破平仄，廢除押韻，另外就是重視域外詩歌作品（如美國意象派的詩）的譯介，以便從中學習別人的長處。胡適這些大膽而富創意的文學觀念，立刻引起了文壇競寫新詩的熱潮，康白情、劉半農、劉大白、朱自清、冰心等，都是那個時期湧現的詩作者。這些人的新詩，無論題材、內容或表現技法，都令人耳目一新。雖然少數作品
新詩運動對中國詩歌總的發展來說，可以稱得上是大破大立。胡適之後，詩的後續建設工作，更有另一批俊偉之士經營拓殖，成效卓著；而幾個重要文學社團的成立，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如「文學研究會」（一九二一）的提倡為人生而藝術，主辦《小說月報》及《詩》月刊，推展小詩的創作；「創造社」（一九二一）的主張尊崇自我、張揚個性的浪漫主義，開拓自由詩的審美領域；「新月派」（一九二三）的重視人生的愛、美與自由，提倡新格律；「普羅詩派」（一九二八）的指出改造社會新途徑，反映勞工疾苦，謳歌革命；「現代派」（一九三二）的
台灣的新詩
日本占據台灣長達半個世紀，其間雖用盡一切高壓、懷柔手段迫使台胞歸順，以遂其「皇民化」的目的，但被污稱為「清國奴」的台灣同胞絕不向異族屈服，五十年間，武力的抵抗活動從未間斷，其英勇事蹟可歌可泣，光耀史冊。武力的抗爭之外，文學，也是抗爭的方式之一。
漢文教育被迫廢止、書刊改用日文後，台灣的本土文學活動幾乎被趕盡殺絕，呈現全面停頓狀態，最後只剩下一批寫漢詩（舊體格律詩）的詩人，以廟宇、祠堂、會館、書院或私塾作掩護，默默地延續文化的薪火。雖然他們的文學思想比較保守，詩藝上的創意也不大，但他們為喚起大眾民族意識所作的貢獻，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值得肯定。
根據陳少廷的研究，台灣的新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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