迤邐國際 掌握資訊
2010 年8 月一個炎熱的夏日，國際網路媒體突然盛傳苗栗出礦坑發現豐富的石油蘊藏，一時間各媒體對苗栗展開全面搜索，熱鬧無比，後來證實是一口老油井發現天然氣，新聞才平息下去。
資訊社會中的「國際的苗栗」
平日靜靜的苗栗，在那「風光」的一天，突然不只是「苗栗的苗栗」、「台灣的苗栗」、也是「國際的苗栗」。這，只有在當前的資訊社會才會發生。
人類社會以往歷經口頭傳播文化（語言交流），閱讀文化（印刷術）、視聽文化（廣播電視），其型塑的過程都相當漫長；而當前的資訊革命（網路文化），只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創造嶄新的「傳播生態學」（communicology）資訊的流通在傳播領域上是無遠弗界，從區域性走向全球化；在傳播速度上是同步傳播（simulcast）--改寫了新聞的定義，從事件發生的「過去完成式」變成「現在進行式」；在傳播能量上是無法計數（numberless）--從單一
事件的傳播到全面互聯。
在全球化色彩濃厚的資訊社會中，資訊凝練出知識，知識帶動創造力和執行力，資訊的價值放在全球的天平上，當然是越來越大，令人想起中世紀的歐洲，因科技不斷突破，知識累積的結果大幅度解放人類的創造力，乃瓦解其封建的政經結構；國家、階級、種族、工作團體和家庭等社會機制逐漸被客觀化，個人的主觀意識相對強化，一般認為是西方文明超越東方文明的轉捩點。而今，資訊的流通質量遠勝於中世紀歐洲，整個人類社會在經歷一個史無前例的資訊流超越物質流的大變動，用世俗的話說「誰掌握資訊，誰就是贏家」，西方社會會不會繼中世紀的歐洲之後，再次凌駕東方社會之上？
掌握全球新聞與資訊流通
譬如，在2008 年到2010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充滿了新機會（The new global opportunity），問題是：你是不是能及時而正確的掌握相關資訊，並且作有效運用。迄今，我們看到西方社會仍是最大的獲益者。難道新聞與資訊流通全球化之後，因資訊流通的不平衡會進一步拉大東西方在創造力、執行力和總體競爭力的差距？這是一個需要深切思考探討的問題，尤其是台灣，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高科技代工王國，對全球資訊流通的掌握與運用，究竟處於什麼地位？產生什麼效能？何時由「代工王國」變成「創造王國」？要做到這些，需要我們掌握什麼資訊作為支撐？
二十多年前，我開始在《中國時報》主持編務的時務，資訊革命剛剛萌芽，對於台灣社會與資訊流通及資訊掌握的關係，當然無法如前所述，看得如此深遠，如此迫切。然而在當時，是好是壞猶未定論的「全球化」，已是一股擋不住的巨濤駭浪，它可以是很細緻的演化過程，也可以是突如其來的海嘯（譬如其後在1997 年夏間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 年底的全球金融風暴），作者認為媒體的社會責任就是，將相關訊息及早傳達給閱聽人，讓社會
大眾保持認知上的清醒和判斷上的正確。欲臻於此，媒體要有前瞻的視野、分析及探討能力，提供台灣觀點給閱聽人，告訴大家處境為何？如何因應？
努力擴展讀者的國際視野
有鑒於此，作者在《中國時報》大幅增加國際新聞的篇幅；國內新聞報導也要注意是否有國際角度需要處理；同時，加強國際採訪單位的部署，俾能及時掌握國際重要資訊。傑出的特派員包括美國華府的傅建中、冉亮；德國波昂的龍應台；香港的江素惠；日本東京的秦鳳棲。歐洲的倫敦和莫斯科，我們也聘請當地傑出記者擔任特派員。我們曾陸續邀請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前國務卿布里辛斯基、前國防部長錢尼（小布希時代的副總統）及前總統柯
林頓等人來台訪問並發表演說。布里辛斯基和季辛吉有一陣子還為《中國時報》寫專欄。
所有的這些努力，都是為了擴展讀者國際視野應作應為之事，但是，作者當時對報社同事說「躲在家裡，是捕不倒鯨魚的。」主張全方位專訪國際元首，從最高點瞭解他們對台灣的看法及對台政策走向。外交是國力的展現，新聞何嘗不是？台灣媒體要訪問世界級領袖並不容易，然而，經過不斷的努力，由我率團前往專訪過的領袖包括：
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1990）、菲律賓總統羅慕斯（1992）、南非總統曼德拉（1993）、新加坡資政李光耀（1994、1998）、南韓總統金泳三（1997）、南韓總統金大中（1999）；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1993 年在副總理任內，亦曾接受我們的專訪。專訪內容及作者所撰採訪印象，除楊尚昆收錄在第二冊中，其餘均收錄在本冊「卷一」。
來台訪問的世界級名人，接受過作者專訪者包括：美國前總統老布希（1994）、前國務卿布里辛斯基（1998）及貝克（1998）、達賴喇嘛（1999）、澳洲前總理基亭（2000）、第一次波灣戰爭美軍總司令（時任美國聯合參謀會議主席）鮑爾將軍（2001）。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於2006年來台訪問期間，我曾在101 大樓替他主持簽書會，他的自傳《我的一生》及其夫人希拉蕊自傳《活出歷史》均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我曾替兩本書寫序；鮑爾將軍的自傳
《我的美國之旅》中譯本，2002 年由智庫出版社在台灣出版，亦由我撰寫長篇序文──〈永遠保持著方向感的工程師〉。這些序文均收在本冊「卷三」。
回想起這些國際元首的專訪，有些是作者獨力進行，有些是與中時同仁合作。儘管時光飛逝，但當年一起走向國際的老同事徐宗懋、胡鴻仁、鄭漢良、曹積仁、杜念中、郭崇倫、林馨琴、曹郁芬、林若雩……的臉龐，仍不時出現在作者的腦海中。謝謝你們的辛苦。不論你現在在哪裡，請接受我誠摯的祝福。
用文學筆法刻劃重大國際事件從事國際新聞採訪，讓我體認到事實的重要以及事實發展的難以預測。所以，預測、預言、預估都是「危險的行業」（risky business）。1994 年11 月8 日美國期中選舉（柯林頓任內），民主黨大敗，參眾兩院的控制權都被共和黨拿去，挫敗的程度，比2010 年11 月2 日期中選舉歐巴馬的失敗還要慘烈。我在選舉翌日，在中國時報以「民主黨慘敗是柯林頓重挫」為題發表專文（收錄本書卷二），斷言兩年之後柯林頓恐難逃過二十多年來民主黨「一任總統」的宿命。孰料，柯林頓在1996 年11 月居然狂勝，順利連任。更難想像的是，他卸任後六年，自傳中文版出書，為此書寫序的居然是我。
然而，從苗栗的「文藝少年」出發，即使足跡遍及美國、歐洲、非洲、亞洲，從事國際新聞報導，我還是不忘情文學。新聞報導不能以文學創作的形式和筆法進行，最終我還是找到了調和報導和文學的方法──就是「報導文學」。以事件為經、歷史為緯，用文學的筆法，對全球人權、文化、社會、媒體的重大事件及突破性發展作了不少深度報導。
譯刊大江健三郎省思巨作
同時，我也親自譯刊國際名家的相關作品。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5 年8 月15 日日本投降五十週年，譯刊1994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專門為中國時報所撰《五十年前的今天──一個神話的幻滅》專文，充滿了人文省思和對強權的批判，對比日本許多老一輩的不肯反省，確實是空谷足音。譯文及我撰寫的《譯後記》均選入本書「卷二」。
回首來時路，非常感謝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的包容和他的遠見，在國內政局狂飆、經濟事務如麻的大時代，提供報社那麼多的資源，給我們「玩」國際新聞、「辦」國際研討、「推」元首專訪。這在當時是媒體的創舉，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閱聽大眾對國際的認知，提升了他們的國際視野。本書所收錄的，就是這些努力的一些紀錄。
打造進步所需的「社會資本」競爭力
不過，如上文所述，在當前「全球化」的資訊社會，僅是提升社會大眾的國際認知與國際視野，已經明顯不足。新聞及資訊的流通既已走上「全球化」，打破了國界，讓資訊的價值愈來愈大，那麼，台灣應該如何從全球最主要的科技代工者變成資訊的掌握者和使用者，進一步成為創造者，厚植競爭力──不僅厚植傳統的「金融資本」競爭力和「人力資本」競爭力，更要藉全球新聞與資訊的運用，打造有關社會價值與社會進步的「社會資本」競爭力。這是當前台灣媒體最重要的社會責任。
然而，日前一位前來世新大學作交換學生的北京傳媒大學研究生，選修我開授的「全球新聞與資訊流通」課程，日前在課堂上問我：「台灣不是一個以外貿為經濟主體的非常國際化的社會嗎？為什麼台灣各類型媒體處理國際新聞那麼少？即使有處理，又為何大多是燒、殺、擄、掠的國際煽情新聞？」
我，四十年的新聞工作者，無辭以對。
黃肇松
2010 年8 月一個炎熱的夏日，國際網路媒體突然盛傳苗栗出礦坑發現豐富的石油蘊藏，一時間各媒體對苗栗展開全面搜索，熱鬧無比，後來證實是一口老油井發現天然氣，新聞才平息下去。
資訊社會中的「國際的苗栗」
平日靜靜的苗栗，在那「風光」的一天，突然不只是「苗栗的苗栗」、「台灣的苗栗」、也是「國際的苗栗」。這，只有在當前的資訊社會才會發生。
人類社會以往歷經口頭傳播文化（語言交流），閱讀文化（印刷術）、視聽文化（廣播電視），其型塑的過程都相當漫長；而當前的資訊革命（網路文化），只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創造嶄新的「傳播生態學」（communicology）資訊的流通在傳播領域上是無遠弗界，從區域性走向全球化；在傳播速度上是同步傳播（simulcast）--改寫了新聞的定義，從事件發生的「過去完成式」變成「現在進行式」；在傳播能量上是無法計數（numberless）--從單一
事件的傳播到全面互聯。
在全球化色彩濃厚的資訊社會中，資訊凝練出知識，知識帶動創造力和執行力，資訊的價值放在全球的天平上，當然是越來越大，令人想起中世紀的歐洲，因科技不斷突破，知識累積的結果大幅度解放人類的創造力，乃瓦解其封建的政經結構；國家、階級、種族、工作團體和家庭等社會機制逐漸被客觀化，個人的主觀意識相對強化，一般認為是西方文明超越東方文明的轉捩點。而今，資訊的流通質量遠勝於中世紀歐洲，整個人類社會在經歷一個史無前例的資訊流超越物質流的大變動，用世俗的話說「誰掌握資訊，誰就是贏家」，西方社會會不會繼中世紀的歐洲之後，再次凌駕東方社會之上？
掌握全球新聞與資訊流通
譬如，在2008 年到2010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充滿了新機會（The new global opportunity），問題是：你是不是能及時而正確的掌握相關資訊，並且作有效運用。迄今，我們看到西方社會仍是最大的獲益者。難道新聞與資訊流通全球化之後，因資訊流通的不平衡會進一步拉大東西方在創造力、執行力和總體競爭力的差距？這是一個需要深切思考探討的問題，尤其是台灣，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高科技代工王國，對全球資訊流通的掌握與運用，究竟處於什麼地位？產生什麼效能？何時由「代工王國」變成「創造王國」？要做到這些，需要我們掌握什麼資訊作為支撐？
二十多年前，我開始在《中國時報》主持編務的時務，資訊革命剛剛萌芽，對於台灣社會與資訊流通及資訊掌握的關係，當然無法如前所述，看得如此深遠，如此迫切。然而在當時，是好是壞猶未定論的「全球化」，已是一股擋不住的巨濤駭浪，它可以是很細緻的演化過程，也可以是突如其來的海嘯（譬如其後在1997 年夏間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 年底的全球金融風暴），作者認為媒體的社會責任就是，將相關訊息及早傳達給閱聽人，讓社會
大眾保持認知上的清醒和判斷上的正確。欲臻於此，媒體要有前瞻的視野、分析及探討能力，提供台灣觀點給閱聽人，告訴大家處境為何？如何因應？
努力擴展讀者的國際視野
有鑒於此，作者在《中國時報》大幅增加國際新聞的篇幅；國內新聞報導也要注意是否有國際角度需要處理；同時，加強國際採訪單位的部署，俾能及時掌握國際重要資訊。傑出的特派員包括美國華府的傅建中、冉亮；德國波昂的龍應台；香港的江素惠；日本東京的秦鳳棲。歐洲的倫敦和莫斯科，我們也聘請當地傑出記者擔任特派員。我們曾陸續邀請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前國務卿布里辛斯基、前國防部長錢尼（小布希時代的副總統）及前總統柯
林頓等人來台訪問並發表演說。布里辛斯基和季辛吉有一陣子還為《中國時報》寫專欄。
所有的這些努力，都是為了擴展讀者國際視野應作應為之事，但是，作者當時對報社同事說「躲在家裡，是捕不倒鯨魚的。」主張全方位專訪國際元首，從最高點瞭解他們對台灣的看法及對台政策走向。外交是國力的展現，新聞何嘗不是？台灣媒體要訪問世界級領袖並不容易，然而，經過不斷的努力，由我率團前往專訪過的領袖包括：
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1990）、菲律賓總統羅慕斯（1992）、南非總統曼德拉（1993）、新加坡資政李光耀（1994、1998）、南韓總統金泳三（1997）、南韓總統金大中（1999）；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1993 年在副總理任內，亦曾接受我們的專訪。專訪內容及作者所撰採訪印象，除楊尚昆收錄在第二冊中，其餘均收錄在本冊「卷一」。
來台訪問的世界級名人，接受過作者專訪者包括：美國前總統老布希（1994）、前國務卿布里辛斯基（1998）及貝克（1998）、達賴喇嘛（1999）、澳洲前總理基亭（2000）、第一次波灣戰爭美軍總司令（時任美國聯合參謀會議主席）鮑爾將軍（2001）。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於2006年來台訪問期間，我曾在101 大樓替他主持簽書會，他的自傳《我的一生》及其夫人希拉蕊自傳《活出歷史》均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我曾替兩本書寫序；鮑爾將軍的自傳
《我的美國之旅》中譯本，2002 年由智庫出版社在台灣出版，亦由我撰寫長篇序文──〈永遠保持著方向感的工程師〉。這些序文均收在本冊「卷三」。
回想起這些國際元首的專訪，有些是作者獨力進行，有些是與中時同仁合作。儘管時光飛逝，但當年一起走向國際的老同事徐宗懋、胡鴻仁、鄭漢良、曹積仁、杜念中、郭崇倫、林馨琴、曹郁芬、林若雩……的臉龐，仍不時出現在作者的腦海中。謝謝你們的辛苦。不論你現在在哪裡，請接受我誠摯的祝福。
用文學筆法刻劃重大國際事件從事國際新聞採訪，讓我體認到事實的重要以及事實發展的難以預測。所以，預測、預言、預估都是「危險的行業」（risky business）。1994 年11 月8 日美國期中選舉（柯林頓任內），民主黨大敗，參眾兩院的控制權都被共和黨拿去，挫敗的程度，比2010 年11 月2 日期中選舉歐巴馬的失敗還要慘烈。我在選舉翌日，在中國時報以「民主黨慘敗是柯林頓重挫」為題發表專文（收錄本書卷二），斷言兩年之後柯林頓恐難逃過二十多年來民主黨「一任總統」的宿命。孰料，柯林頓在1996 年11 月居然狂勝，順利連任。更難想像的是，他卸任後六年，自傳中文版出書，為此書寫序的居然是我。
然而，從苗栗的「文藝少年」出發，即使足跡遍及美國、歐洲、非洲、亞洲，從事國際新聞報導，我還是不忘情文學。新聞報導不能以文學創作的形式和筆法進行，最終我還是找到了調和報導和文學的方法──就是「報導文學」。以事件為經、歷史為緯，用文學的筆法，對全球人權、文化、社會、媒體的重大事件及突破性發展作了不少深度報導。
譯刊大江健三郎省思巨作
同時，我也親自譯刊國際名家的相關作品。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5 年8 月15 日日本投降五十週年，譯刊1994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專門為中國時報所撰《五十年前的今天──一個神話的幻滅》專文，充滿了人文省思和對強權的批判，對比日本許多老一輩的不肯反省，確實是空谷足音。譯文及我撰寫的《譯後記》均選入本書「卷二」。
回首來時路，非常感謝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的包容和他的遠見，在國內政局狂飆、經濟事務如麻的大時代，提供報社那麼多的資源，給我們「玩」國際新聞、「辦」國際研討、「推」元首專訪。這在當時是媒體的創舉，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閱聽大眾對國際的認知，提升了他們的國際視野。本書所收錄的，就是這些努力的一些紀錄。
打造進步所需的「社會資本」競爭力
不過，如上文所述，在當前「全球化」的資訊社會，僅是提升社會大眾的國際認知與國際視野，已經明顯不足。新聞及資訊的流通既已走上「全球化」，打破了國界，讓資訊的價值愈來愈大，那麼，台灣應該如何從全球最主要的科技代工者變成資訊的掌握者和使用者，進一步成為創造者，厚植競爭力──不僅厚植傳統的「金融資本」競爭力和「人力資本」競爭力，更要藉全球新聞與資訊的運用，打造有關社會價值與社會進步的「社會資本」競爭力。這是當前台灣媒體最重要的社會責任。
然而，日前一位前來世新大學作交換學生的北京傳媒大學研究生，選修我開授的「全球新聞與資訊流通」課程，日前在課堂上問我：「台灣不是一個以外貿為經濟主體的非常國際化的社會嗎？為什麼台灣各類型媒體處理國際新聞那麼少？即使有處理，又為何大多是燒、殺、擄、掠的國際煽情新聞？」
我，四十年的新聞工作者，無辭以對。
黃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