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三書依依鄉情－五十年寫作歷程的回顧與前瞻
說來慚愧，從小舞文弄墨，寫小說、散文及從事廣義的新聞工作四十年，寫的新聞、特稿、專欄、專訪、社論和新聞學術論述，以及主持電視談話性節目五百集（主要為媒體及客家節目）所講的話，超過千萬字，但除了青年時期出版的幾本學術著作及短篇小說集，中年以來，還沒有正式出過書，今年得此機緣，將過往或寫或說或訪的文字話語，擇要輯成《依依鄉情》、《凝視台灣》、《迤邐國際》半生三書，在故鄉出版，獻給生前基本識字的亡父和基本上不識字的亡母。
半生三書獻給亡父亡母
母親在1967 年6 月辭世，迄今43 年，我們八兄弟姐妹對她的懷念，與日俱增。父親在2009 年元月中風，在病榻上經過一年的奮鬥，於2010 年元月以93 高齡告別人世，在天上與母親聚首。
父親是在元月28 日寒風凜冽的冬日安葬於苗栗大坪頂。當天，穹蒼蔚藍，靈柩緩緩下降，而窀穸幽深，生者與亡者就此永別。父親晚年，對生死處之泰然，在發病之前，吩咐我們，「那一天來的時候」，用土葬，他說：
「捏泥卵（客家話務農的意思）捏了一世人，（我）想轉到土裡去」。
我們祖先是在清嘉慶年間由廣東蕉嶺遷來台灣苗栗。父親在1918 年生於西湖鄉五湖村，母親在同一年生於公館鄉忠義村。他們在田間操勞一輩子，沒有遠離苗栗故鄉。
父親「回到土裡去了」，站在窀穸邊上，我想起了王維的五言古詩《渭川田家》：「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年老念牧童，倚仗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遇，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依依鄉情，王摩詰所描刻的，不正是亡父亡母一生田家生活的寫照。
晚年的父親，特別關心故鄉。我回去探視他，他最常問的兩句客家話是：「安久有寫麼該沒？」（最近有寫什麼嗎？）；以及「有寫到嗯苗栗個麼？」（有寫關於我們苗栗的嗎？）我有關客家及苗栗的論述，大多在近年於台視、民視、客家電視主持的《現代客談》、《有閒來聊》、《政策線上》、《政策百分百》及《客家高峰會》等節目中進行。二十多年來，在報刊雜誌及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文字，除了新聞理論與實務的論述之外，主要集中在關懷台灣的長論和短評；放眼大陸的專訪和評述；以及行走世界的國際元首專訪。有關國際人權和自由主義的報導文學及相關國際名家作品中譯，數量也不少。
站在故鄉土地上的文學創作
然而，青少年時代的寫作，確實是站在故鄉的地上，在田野間構思，在勞動之間用沾著泥巴的手抓筆，記下一段情節或幾句對話，然後，在夜深人靜時，硬撐開欲眠的雙眼，在蛙聲咯咯的伴隨下，寫成文章。寫什麼呢？無論是散文、小說、新詩、雜感……都描刻故鄉的脈動和活力，記載故鄉人的悲歡離合，表達從故鄉出發走向世界的憧憬。總之，青少年時就是寫我故鄉。
我的寫作生涯開始於民國48 年，就讀苗栗大同國小五年級向《國語日報》「學府風光」欄投稿。民國51 年就讀省立苗栗中學初中部二年級時，開始寫散文和小說。雖然老作家何凡先生在他的《文章是寫出來的》一文中指出，我在15 歲時，「已有小說家的創作構想能力」。然而，實際的狀況是，慘綠少年時為賦新詞強說愁，多數時候文思枯竭，下筆維艱；茶飯不思搞壞了身體，也搞亂了功課──尤其是數學，瀕臨紅字。級任老師（也是數學老師）郭兆灶，通過他就讀同校高三的弟弟（我二哥松元同班同學），向我家舉報了我的「罪行」。
父親起先很生氣，認為我這樣玩物喪志搞下去，將來只能替兩位哥哥「提皮包」，下了「禁寫令」。但是，我像是著了魔，逮到機會就「偷寫」，在柴房裡寫、放牛的時候寫，而主要的寫作場所卻是母親的菜園。因為這裡離開我家有三百多公尺，基本上在父親勢力範圍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這裡有母親的庇護。識字不多的母親不知道寫作是什麼，但認為只要寫的不是不三不四的東西，寫作「不是壞事」，容許我到菜園幫忙挑水澆菜之餘，坐在田埂邊，在腿上墊幾本書權充書桌，就可盡情塗鴉。
父親見我如此迷戀寫作，雖然還是認為「孺子不可教」，但心也軟了。對寫作也瞭解有限的他說了：「寫不出來就不寫，要不就寫你懂的東西，寫出東西來。」由此展開我與父親以下的對話。
「什麼是我懂的東西？」
「就像……泥土呀、牛呀、苗栗呀！」
「泥土？泥土有什麼好寫，連吃都不能吃。」
「泥土不能吃，但養活所有的人，它是有生命的。」
田野間一對農家父子平凡的對話，對我卻有如醍醐灌頂，啟發了我早年寫作的方向和主題。高二開始為香港《工商日報》「市聲版」寫專欄，寫自己懂的東西，介紹苗栗風情、客家文物、鄉土人物、台灣民間故事，直到大學聯考前三個月休筆，總共40 餘篇，是我早期的文學作品，也算是早年的新聞工作，可惜剪報均已失散，而《工商日報》也早已停刊，令人噓嘆。其他散文作品斷斷續續獲《中央日報》副刊、《新生報》副刊、《中華日報》副刊及《大華晚報》副刊採用刊出。
雖然何凡先生認為我在15 歲之前已有小說創作構想能力，但在18 歲之前，並沒有寫出像樣的小說，直到民國55 年夏大學聯考後，自己評估考垮了，心情頗為鬱卒，父親以丙種營造資格標獲農復會補助在苗栗市西山興建畜牛區的土方工程，我自動請纓上山幫忙，在青山綠水間，看看青年男女流著汗、唱著客家山歌，掘土築渠，活力十足，我深受感染，晚間在工寮昏暗的燈光下，一字一句的寫了接近中篇小說的《芽》，投到當時最負盛名的《文壇》月刊，於當年年底刊出。
故鄉的泥土是小說創作的元素
本身是著名小說家的《文壇》社長兼總編輯穆中南先生在當期《文壇》編後記中表示，不知《芽》的作者是「何方神聖」，推測應該是年輕人，期盼他未來成為「台灣的沙岡」。我當然沒有成為台灣沙岡的天份與能耐，甚至在大學畢業之後就中斷了小說寫作，但穆先生在文中說我的創作展現了對鄉土的熱愛和對青春的嚮往，卻鼓舞我從事鄉土文學的創作，寫自己熟悉和親近的人、事、物。
大學四年我勤讀中東文學，兼修新聞傳播，並涉獵國際政治和中西文化史，又要家教打工補貼學費，日子過得相當忙亂，但仍不忘情寫小說，完成長短作品30 餘篇，主題都是對故鄉的記憶和對親情的依戀。其中兩篇鄉土短篇小說《祖父的煙筒》和《三等站》，分別獲得民國56年、58 年省教育廳中上學校文藝創作競賽小說類大專組首獎，或可告慰期望我成為「台灣的沙岡」而不果的穆中南先生於萬一。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我一方面進入政大新聞研究所就讀，一方面通過高考被分發到行政院新聞局國際新聞處擔任科員。此時，母親已辭世四年，未能分享我成長的喜悅；父親則很高興，認為我「走向正途」。年輕的我，對功課和工作都很拼命。35 歲就出任新聞局長的錢復博士對我很提拔，升遷迅速，以致於他在30 多年後出版自傳中還表示，對我的升遷「也許快了點」。但是，我也付出了「代價」，擔任公務人員的11 年，寫的公文不下數十萬字，「讀者」通常只有處長、主任秘書、副局長、局長四人。文學創作嘎然中斷，離開沙岡越來越遠。公牘忙碌之餘，對文學及文學創作的懷想，就像唐代詩人張九齡詩作《望月懷遠》中的兩句：「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就連父親也會說上一句：「有閒還是要寫寫東西，沒（不然），筆會鈍掉。」
民國71 年（1982）年9 月，我辭離公職，在紐約參加《美洲中國時報》的創刊。小時在家鄉，資訊閉塞，報紙篇幅一張半，售價一毛錢，偶得零用錢，買一份回家大家傳閱，最後往往「體無完膚」。電波媒體方面，當時還沒有電視，廣播電台稀少。因此，從小夢想從事新聞工作，可與人分享新聞和資訊，更可回到寫作的行列。我以為紐約的媒體工作是夢想的實現。
新聞報導與報導文學的調和當時的美國由雷根主政，保守主義高漲的時代；世局則處於冷戰崩解、蘇聯崩裂前夕，新聞非常熱鬧，從事新聞工作如魚得水。但在寫作方面則益發發現，新聞寫作是一種純正寫作，必需有事實根據；文學創作則容許作者憑想像力和生活經驗從事創作。我在工作上，依專業原則處理新聞；在寫作上，則以「報導文學」的內涵，兼顧事實的掌握和感情的抒發，寫了不少有關人權、文化、媒體、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遷的深度報導。寫作上的滿足，的確與公務生涯大異其趣。
民國76 年政府宣佈解除戒嚴，同時開放報禁。為增添人手因應新局，《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把我從紐約調回來，78 年初接任總編輯。這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經濟多元化、文化包容化、媒體類型多樣性的大時代，媒體的影響發揮到極致，以報紙而言，它仍是台灣公意型塑的主導力量，對數量上多到產生社會「資訊焦慮」的種種資訊，要有規劃、整理、分析的能力，才能讓閱聽人願意看、看得懂、看了有收穫。
有鑒於此，我在《中國時報》編輯部推動一個「以寫作為本位」的編輯部文化，代替以行政為主體的結構。具體的作法是，除了加強記者採訪與寫作的專業素養，為了讓身經百戰的資深記者能夠繼續發揮採寫專才，設置了資深記者制度，讓他們不必分心作行政，而是專心觀察及掌握社會變遷和新聞發展，從事比較深入的專題報導和重要的專訪，讓讀者能瞭解新聞全貌和事件發展趨向。只要是重要題目，這些明星記者不必受到「豆腐乾式」新聞版面刊出的限制，可以用一個整版、甚至兩個版盡情的發揮。譬如當年中時資深記者群中的林照真（現任交大傳播系助理教授），對民國63 年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深度追蹤報導
說來慚愧，從小舞文弄墨，寫小說、散文及從事廣義的新聞工作四十年，寫的新聞、特稿、專欄、專訪、社論和新聞學術論述，以及主持電視談話性節目五百集（主要為媒體及客家節目）所講的話，超過千萬字，但除了青年時期出版的幾本學術著作及短篇小說集，中年以來，還沒有正式出過書，今年得此機緣，將過往或寫或說或訪的文字話語，擇要輯成《依依鄉情》、《凝視台灣》、《迤邐國際》半生三書，在故鄉出版，獻給生前基本識字的亡父和基本上不識字的亡母。
半生三書獻給亡父亡母
母親在1967 年6 月辭世，迄今43 年，我們八兄弟姐妹對她的懷念，與日俱增。父親在2009 年元月中風，在病榻上經過一年的奮鬥，於2010 年元月以93 高齡告別人世，在天上與母親聚首。
父親是在元月28 日寒風凜冽的冬日安葬於苗栗大坪頂。當天，穹蒼蔚藍，靈柩緩緩下降，而窀穸幽深，生者與亡者就此永別。父親晚年，對生死處之泰然，在發病之前，吩咐我們，「那一天來的時候」，用土葬，他說：
「捏泥卵（客家話務農的意思）捏了一世人，（我）想轉到土裡去」。
我們祖先是在清嘉慶年間由廣東蕉嶺遷來台灣苗栗。父親在1918 年生於西湖鄉五湖村，母親在同一年生於公館鄉忠義村。他們在田間操勞一輩子，沒有遠離苗栗故鄉。
父親「回到土裡去了」，站在窀穸邊上，我想起了王維的五言古詩《渭川田家》：「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年老念牧童，倚仗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遇，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依依鄉情，王摩詰所描刻的，不正是亡父亡母一生田家生活的寫照。
晚年的父親，特別關心故鄉。我回去探視他，他最常問的兩句客家話是：「安久有寫麼該沒？」（最近有寫什麼嗎？）；以及「有寫到嗯苗栗個麼？」（有寫關於我們苗栗的嗎？）我有關客家及苗栗的論述，大多在近年於台視、民視、客家電視主持的《現代客談》、《有閒來聊》、《政策線上》、《政策百分百》及《客家高峰會》等節目中進行。二十多年來，在報刊雜誌及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文字，除了新聞理論與實務的論述之外，主要集中在關懷台灣的長論和短評；放眼大陸的專訪和評述；以及行走世界的國際元首專訪。有關國際人權和自由主義的報導文學及相關國際名家作品中譯，數量也不少。
站在故鄉土地上的文學創作
然而，青少年時代的寫作，確實是站在故鄉的地上，在田野間構思，在勞動之間用沾著泥巴的手抓筆，記下一段情節或幾句對話，然後，在夜深人靜時，硬撐開欲眠的雙眼，在蛙聲咯咯的伴隨下，寫成文章。寫什麼呢？無論是散文、小說、新詩、雜感……都描刻故鄉的脈動和活力，記載故鄉人的悲歡離合，表達從故鄉出發走向世界的憧憬。總之，青少年時就是寫我故鄉。
我的寫作生涯開始於民國48 年，就讀苗栗大同國小五年級向《國語日報》「學府風光」欄投稿。民國51 年就讀省立苗栗中學初中部二年級時，開始寫散文和小說。雖然老作家何凡先生在他的《文章是寫出來的》一文中指出，我在15 歲時，「已有小說家的創作構想能力」。然而，實際的狀況是，慘綠少年時為賦新詞強說愁，多數時候文思枯竭，下筆維艱；茶飯不思搞壞了身體，也搞亂了功課──尤其是數學，瀕臨紅字。級任老師（也是數學老師）郭兆灶，通過他就讀同校高三的弟弟（我二哥松元同班同學），向我家舉報了我的「罪行」。
父親起先很生氣，認為我這樣玩物喪志搞下去，將來只能替兩位哥哥「提皮包」，下了「禁寫令」。但是，我像是著了魔，逮到機會就「偷寫」，在柴房裡寫、放牛的時候寫，而主要的寫作場所卻是母親的菜園。因為這裡離開我家有三百多公尺，基本上在父親勢力範圍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這裡有母親的庇護。識字不多的母親不知道寫作是什麼，但認為只要寫的不是不三不四的東西，寫作「不是壞事」，容許我到菜園幫忙挑水澆菜之餘，坐在田埂邊，在腿上墊幾本書權充書桌，就可盡情塗鴉。
父親見我如此迷戀寫作，雖然還是認為「孺子不可教」，但心也軟了。對寫作也瞭解有限的他說了：「寫不出來就不寫，要不就寫你懂的東西，寫出東西來。」由此展開我與父親以下的對話。
「什麼是我懂的東西？」
「就像……泥土呀、牛呀、苗栗呀！」
「泥土？泥土有什麼好寫，連吃都不能吃。」
「泥土不能吃，但養活所有的人，它是有生命的。」
田野間一對農家父子平凡的對話，對我卻有如醍醐灌頂，啟發了我早年寫作的方向和主題。高二開始為香港《工商日報》「市聲版」寫專欄，寫自己懂的東西，介紹苗栗風情、客家文物、鄉土人物、台灣民間故事，直到大學聯考前三個月休筆，總共40 餘篇，是我早期的文學作品，也算是早年的新聞工作，可惜剪報均已失散，而《工商日報》也早已停刊，令人噓嘆。其他散文作品斷斷續續獲《中央日報》副刊、《新生報》副刊、《中華日報》副刊及《大華晚報》副刊採用刊出。
雖然何凡先生認為我在15 歲之前已有小說創作構想能力，但在18 歲之前，並沒有寫出像樣的小說，直到民國55 年夏大學聯考後，自己評估考垮了，心情頗為鬱卒，父親以丙種營造資格標獲農復會補助在苗栗市西山興建畜牛區的土方工程，我自動請纓上山幫忙，在青山綠水間，看看青年男女流著汗、唱著客家山歌，掘土築渠，活力十足，我深受感染，晚間在工寮昏暗的燈光下，一字一句的寫了接近中篇小說的《芽》，投到當時最負盛名的《文壇》月刊，於當年年底刊出。
故鄉的泥土是小說創作的元素
本身是著名小說家的《文壇》社長兼總編輯穆中南先生在當期《文壇》編後記中表示，不知《芽》的作者是「何方神聖」，推測應該是年輕人，期盼他未來成為「台灣的沙岡」。我當然沒有成為台灣沙岡的天份與能耐，甚至在大學畢業之後就中斷了小說寫作，但穆先生在文中說我的創作展現了對鄉土的熱愛和對青春的嚮往，卻鼓舞我從事鄉土文學的創作，寫自己熟悉和親近的人、事、物。
大學四年我勤讀中東文學，兼修新聞傳播，並涉獵國際政治和中西文化史，又要家教打工補貼學費，日子過得相當忙亂，但仍不忘情寫小說，完成長短作品30 餘篇，主題都是對故鄉的記憶和對親情的依戀。其中兩篇鄉土短篇小說《祖父的煙筒》和《三等站》，分別獲得民國56年、58 年省教育廳中上學校文藝創作競賽小說類大專組首獎，或可告慰期望我成為「台灣的沙岡」而不果的穆中南先生於萬一。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我一方面進入政大新聞研究所就讀，一方面通過高考被分發到行政院新聞局國際新聞處擔任科員。此時，母親已辭世四年，未能分享我成長的喜悅；父親則很高興，認為我「走向正途」。年輕的我，對功課和工作都很拼命。35 歲就出任新聞局長的錢復博士對我很提拔，升遷迅速，以致於他在30 多年後出版自傳中還表示，對我的升遷「也許快了點」。但是，我也付出了「代價」，擔任公務人員的11 年，寫的公文不下數十萬字，「讀者」通常只有處長、主任秘書、副局長、局長四人。文學創作嘎然中斷，離開沙岡越來越遠。公牘忙碌之餘，對文學及文學創作的懷想，就像唐代詩人張九齡詩作《望月懷遠》中的兩句：「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就連父親也會說上一句：「有閒還是要寫寫東西，沒（不然），筆會鈍掉。」
民國71 年（1982）年9 月，我辭離公職，在紐約參加《美洲中國時報》的創刊。小時在家鄉，資訊閉塞，報紙篇幅一張半，售價一毛錢，偶得零用錢，買一份回家大家傳閱，最後往往「體無完膚」。電波媒體方面，當時還沒有電視，廣播電台稀少。因此，從小夢想從事新聞工作，可與人分享新聞和資訊，更可回到寫作的行列。我以為紐約的媒體工作是夢想的實現。
新聞報導與報導文學的調和當時的美國由雷根主政，保守主義高漲的時代；世局則處於冷戰崩解、蘇聯崩裂前夕，新聞非常熱鬧，從事新聞工作如魚得水。但在寫作方面則益發發現，新聞寫作是一種純正寫作，必需有事實根據；文學創作則容許作者憑想像力和生活經驗從事創作。我在工作上，依專業原則處理新聞；在寫作上，則以「報導文學」的內涵，兼顧事實的掌握和感情的抒發，寫了不少有關人權、文化、媒體、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遷的深度報導。寫作上的滿足，的確與公務生涯大異其趣。
民國76 年政府宣佈解除戒嚴，同時開放報禁。為增添人手因應新局，《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把我從紐約調回來，78 年初接任總編輯。這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經濟多元化、文化包容化、媒體類型多樣性的大時代，媒體的影響發揮到極致，以報紙而言，它仍是台灣公意型塑的主導力量，對數量上多到產生社會「資訊焦慮」的種種資訊，要有規劃、整理、分析的能力，才能讓閱聽人願意看、看得懂、看了有收穫。
有鑒於此，我在《中國時報》編輯部推動一個「以寫作為本位」的編輯部文化，代替以行政為主體的結構。具體的作法是，除了加強記者採訪與寫作的專業素養，為了讓身經百戰的資深記者能夠繼續發揮採寫專才，設置了資深記者制度，讓他們不必分心作行政，而是專心觀察及掌握社會變遷和新聞發展，從事比較深入的專題報導和重要的專訪，讓讀者能瞭解新聞全貌和事件發展趨向。只要是重要題目，這些明星記者不必受到「豆腐乾式」新聞版面刊出的限制，可以用一個整版、甚至兩個版盡情的發揮。譬如當年中時資深記者群中的林照真（現任交大傳播系助理教授），對民國63 年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深度追蹤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