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活著:澳華文壇掠影.第一集 | 拾書所

他還活著:澳華文壇掠影.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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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活著:澳華文壇掠影》

  

今天世界文化與文學藝術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難民所建構。以美國今天的學術、知識與文學界思想的主要潮流為例,因為美國成早期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的難民與其他政權的異議分子巨大「難民營」,這些人的創新的邊緣思考,突破了許多文化概念、文學書寫模式。像後殖民理論、魔幻寫實主義是來自被西方殖民過的地區。整個二十世紀的文學,簡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學,一向被邊緣化,目前已開始引起中心的注意了。歐洲重要的文化霸權中心決定的諾貝爾文學獎,近十多年多數頒給第三世界作家如馬奎斯(Gabriel Marquez,1982)、索因卡(Wole Soyinka,1986)、高行健(2000)、奈保爾(V. Naipaul,2001)及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2003)等,這表示邊緣性作家在全球化與本土性的衝擊中,他們邊緣性的、多元文化思考的文學作品,逐漸被世界認識到是一種文學新品種,其邊緣性,實際上是創意動力的泉源。何與懷《他還活著:澳華文壇掠影》抒寫的就是以澳洲為中心的華文文化/文藝界的新的邊緣文化/文學。這些文藝主要由流亡者、移民、難民所創作。

  

1958年俄國作家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被政府驅逐出境,他向政府抗議說「走出我的國界,對我來說等於死亡。」其實巴斯特納克所形容的是他的創作環境,不是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這是一個全球作家自我放逐與流亡的大時代,多少作家移民到陌生與遙遠的土地。這些作家與鄉土、自我與真正家園的嚴重割裂,作家企圖擁抱本土文化傳統與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衝擊,給今日世界文學製造了巨大的創造力。事實表明,現代世界文化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難民的思想著作所構成,這些邊緣文學作品的作家與主題都與流亡、難民、移民、放逐、邊緣人有關,這些外來人及其作品正象徵我們正處在一個難民的時代。今日世界各國的華文文學或華人文學也多出自流亡者、自我放逐者、移民、難民之筆。

  

奉讀何與懷的《他還活著:澳華文壇掠影》,我愛不釋手,就是因為這些樸實的散文,無論是實知性還是感性,報告文學還是抒情小品,還是事的散文,除了文學性、可讀性、對一位研究世界華文文學的人來說,這本文集處處證明流亡者、移民、難民建構了今日邊緣思想、文化與文學。當前許多華人只注意世界華人經濟的崛起以及各國華人社群生活的改善,缺少關懷與注意世界各國華人的文化/文學的建構。如果每個國家都有一些像何與懷那樣的學人/作家,我們的世界華人文化/文學將更受到應有的重視與承認。何與懷的文章如〈汪洋灑落的旅程──莊偉傑其人其詩其文解讀〉、〈詩風人格高度一致的許耀林〉、〈曉聲識器,真知灼見──從冰夫先生的詩作談到他的詩評〉、〈海那邊,海這邊……──解讀胡仄佳〉、〈看穿他?還是看穿自己?──一部都市女性的「愛情聖經」〉,及〈新嘗試,新突破──談曾凡小說《麻將島》〉等篇,所論述的作家,從莊偉傑到曾凡,都是ET文學家。在華人世界里,澳洲確也是一個臥虎藏龍之地──梁羽生、畢恭、黃雍廉、趙大鈍、張鳴真……等人創新的邊緣文學思考值得我們注意。其實兩岸四地的作家之外的其他區域,還有很多流亡者、移民、難民不斷建構新的中華文化與文學藝術,不斷出現優秀的作家與文學作品,決不能忽略。

  

我所謂知識分子或作家之流亡心靈,其流亡情境往往是隱喻性的。屬於一個國家社會的人,可以成為局外人「outsider」或局內人(insider),前者屬於精神上的流亡,後者屬於地理/精神上的流亡。其實所有一流的前衛的知識分子或作家,永遠都在流亡,不管身在國內或國外,因為知識分子原本就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所謂「正統」文化之外,這樣知識分子/作家便可以誠實地捍衛與批評社會,擁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觀察力,遠在他人發現之前,他已覺察出潮流與問題。

  

細讀集子中這些文章,我們可以認識到何與懷自己就是一位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在思想上流亡的作家。他生存在中間地帶(median state),永遠處在漂移狀態中。他與他所書寫的作家,既拒絕認同新環境,又沒有完全與舊的切斷開,尷尬地困擾在半參與半遊移狀態中。他們一方面懷舊傷感,另一方面又善於應變或成為被放逐的人。遊移於局內與局外之間,他們焦慮不安、孤獨、四處探索,無所置身。這種流亡與邊緣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愛感受新奇的事物、現象。作為邊緣作家看世界,他以過去與目前互相參考比較,因此他不但不把問題孤立起來看,他更有雙重的透視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種出現在新國家的景物,都會引起故國同樣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與經驗都會用另一套來平衡思考,使到新舊的都用另一種全新、難以意料的眼光來審視。

  

何與懷集子中的文章,尤其附錄的兩篇論述──〈看來不僅僅是辯論世界華文文學的問題──也談陳賢茂教授的「也談」〉與〈關於華文文學的幾個問題〉──非常清晰地顯現他多元的、開放的思考,所以這本集子是認識被稱為「第三文化空間」的澳華文學的重要書寫。同時這些文章也是一流的散文、抒情小品、報告文學。

  

我近年來完成編輯與出版我的老師周策縱教授生前未完成的《海外新詩鈔》(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然後對個別詩人作個案研究,但因資料缺乏,研究很難進行。這本詩選包括各種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發展的多種形式的新詩,如自由、抒情、格律、現代主義詩歌。老師這部詩選的編輯意義,是建構五四新詩在1950年後在海外持續的發展,繼承原本五四的精神與傳統。所謂海外,最重要的版圖,以美國紐約的白馬社及其相關詩人群最具有代表性,在五十與六十年代最活躍。這些詩人都是知識分子,當時都是流亡者、移民、難民,沒有明確的政治思想形態。他們出國前,已經開始寫新詩,到了海外,在完全沒有政治思想意識的壓力下,自由地嘗試與探索新詩的各種表現手法、形式與主題,創造多元化的中文詩歌,延伸了早年五四的精神與傳統的一個重要部分。當時紐約的刊物,就有白馬社自己出版的《生活半月刊》(1956)、《海外論壇》(1960-1962)及1951年林語堂(1895-1976)創辦的《天風月刊》(1951-1952),美國及金山出版的《少年中國晨報》等。像黃伯飛(1914-2008)、艾山(1912-1966),周策縱(1916-2007)、李經(盧飛白,1920-1972)、唐德剛(1920-2009)、心笛(浦麗琳,1932-)是比較活躍的詩人。他們當時既被中心的大陸忽略,也沒有受到台灣的應有的關注,所以一直被文學史忘記。胡適(1891-1962)當時雖然注意到他們的重要性,甚至說「白馬社是中國的第三文藝中心」,可惜胡適自己也是流氓者,既沒有發言的刊物,也正落魄失意美國。我想如果當時胡適像何與懷那樣及早書寫這些作家,今天我們就更容易地為華文文學史彌補其空缺的一章。

新加坡學者,現任台北元智大學國際語文中心主任
王潤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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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洋洲--序何與懷《澳華文壇掠影》

  

與懷兄要我為他的新著寫序,其實,我並非合適的人選。因為他寫的是「澳華文壇掠影」,而我初來乍到,對澳華文壇知之甚少,簡直無從置喙。但是盛情難卻,只好勉為其難,就說幾句題外的話吧。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在復旦大學做青年教師的時候,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頗感興趣,也寫過一些當代文學評論文章。但那時的所謂當代文學,局限於大陸出版的作品,台港和海外的華文作品根本看不到,也不能列入研究範圍之內。到得「文化革命」期間,則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被打倒或靠邊站,幾乎所有作品都被封殺,只剩下浩然和他的《金光大道》。文革結束之後的所謂「撥亂反正」,只是要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去,思想仍然是封閉的。

  

文學研究的真正變動,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也就在那種政治背景下,才有了「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這個學科的建立。但最初,只是南方沿海幾個開放城市的高等學校才有這方面的研究機構,如暨南大學、汕頭大學、廈門大學、深圳大學等。上海開放得遲,所以復旦大學的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機構也建立得遲,大約已是八十年代中後期了,而且此類書籍也遠沒有南方幾所高校多。

  

我不從事這一學科的研究,所以與這方面的人士接觸得少,有關書籍也看得不多。但由於朋友的邀請,倒是參加過幾次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討會,有時也能看到一些專門雜誌。我的印象是,國內這方面的專業人員,對於台港文學研究得較多,其次是東南亞國家的華文文學,如馬華文學、新華文學、泰華文學,再次,是北美和歐洲國家的華文文學,而澳華文學則接觸得最少。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資訊暌隔,資料不足之故。聽說,當年陳賢茂教授主編四卷本《海外華文文學史》時,找澳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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