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為了參加政治運動，徹底改造自己的人格；二十年後，回歸到學術之際，又再度重塑另一個人格，並以另一個方式營造當初在海外所追求的理想目標；遠離台北，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我放逐；也是一種更為具體而落實的回歸，同時讓撕裂的靈魂重新癒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