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亞的白蘭地
那年夏天，是香港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學校不再上課，或者說，每一節課都變成了歷史課；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師這時都成了大演說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淚。寫字樓裡不再上班，大家圍在收音機旁，老闆不只不指責，還從房裡走出來下令：「開大聲點！」一室肅然，鴉雀無聲，只聽到紙頁偶爾被風翻動。
都已經到了這種時候，你卻還在書房裡沉吟一句詩的韻腳，琢磨最恰當的隱喻，好讓詩裡的每一個字都像項鍊上的寶石那樣，精穩妥當，不可動搖。這，難道不野蠻嗎？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藝術與革命之矛盾，創作自主與社會責任之優次的困境，而且是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歲，正要參與人生第一部實驗劇場創作，正想把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鬱悶和剛剛學到的青澀理論全部嘔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長也比我成熟的夥伴卻在爭論這台戲還該不該演。「藝術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問：「難道不就是為了回應時代，甚至呼喚那未來的世界嗎？如今，世界就在這黑匣子外邊，時代已然降臨。我們竟然還要演戲？這豈不是太過自私！」也有人主張，如果政治是為了實現個人的自主，我們憑什麼要在這巨大的熱潮前隱身讓步？始終不懈地實踐自己的藝術追求，恐怕才是體現自由的最佳選擇。畢竟，在屬於史達林的夜晚，連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就是這樣，兩幫人爭論了幾個日夜，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有人留在劇場，有人則上街尋找他們心目中更大而且更真實的舞台。那年夏天，連劇場的老觀眾也都不見了，他們一一隱身於街頭的人海洪流。
很多年後，我在已故台灣學者吳潛誠的書裡初次讀到愛爾蘭詩人黑倪（Seamus Heaney）的〈契訶夫在薩哈林島〉（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漸逼近這個問題的核心。契訶夫和魯迅一樣，是位醫生作家。不同的是，這位短篇小說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診治俄羅斯，而且從未放棄過行醫救人。饒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於自己的失責；世間苦難深重，他卻放縱自己的藝術才華，這實在無異於一種輕佻的冒犯。於是他決定走一趟薩哈林島（也就是今天的庫頁島）。那是沙俄時期的監獄島，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亂份子」。契訶夫要為島上的犯人寫一本書，描述他們的故事，轉達他們的聲音。很明顯，這是一趟贖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艱苦的旅程。因為從莫斯科到遠東，中間是西伯利亞的苦寒荒蕪，行程至少六個月。起行之前，朋友贈給他一瓶頂級法國白蘭地。他就把這瓶昂貴的瓊漿放進行囊，一路搖搖晃晃，在登陸島上的第一個晚上，他才終於打開了這瓶白蘭地。
黑倪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蘭地。在周圍瀰漫著迫害氣息和殘酷音樂當中，他品嚐著濃郁的醇酒和奢華的放縱。」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禮物，也是一位藝術家的「天賦」（gift）。契訶夫在腳銬撞擊的聲音中，盡情享受創作的歡愉，釋放自己天縱的才情。因為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贖罪之旅已然結束（卻也同時開啟）。在兩座險峻懸崖之間的鐵索上，他找到了幾不可得的精巧平衡。
大概從那年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個作家；而且由於荒廢日久，也必將失去藝術創作的想望與能力。因為我的旅程沒有盡頭，完美的平衡始終未達；在藝術與贖罪之間，我嚴重傾斜，搖搖欲墜。
於是這本小書，不妨看作是途中偷偷舔舐酒瓶的結果。路上太過顛簸，天氣陰晴不定，再好的酒也難免走味；就更不要說我深深珍重的，也許只不過是一把破敝的掃帚。
再直接點說，這裡收錄的全是我在評論（以及「類評論」）之外的副產品。它們全憑外緣而生，如果沒有人約稿，我自己根本不會無端動手。
例如，《我執》那些看似日記的虛構散文習作，本是香港文壇前輩葉輝約我在他主編的報紙上所開的專欄；他在位多久，這個專欄就有多短壽。所以這堆東西的數量也就只有這麼多。說起來，那還是我寫作量最大的時候，本來每天就要交出一篇以上的評論，可是葉先生的面子我真是不能不給。問題在於該寫什麼好呢？時事、飲食、電影、音樂、書評和文化評論，能寫的我都在其他報刊上寫了。想了半天，才決定仿效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弄一批看起來很「感性抒情」的思考筆記，因為葉先生說我還未發表過「感性的散文」。
又如，〈我的病歷〉，它是應老友胡恩威所邀，為劇團「進念 ‧ 二十面體」的《斷章記》場刊所作。時值一九九五年年尾，張愛玲幾個月前去世，《斷章記》是獻給她的劇場悼文。可是〈我的病歷〉與張愛玲根本無關；如果有關，頂多就是背後那種冷酷的態度。
剩下的全是即興活動，有時是自己的評論專欄快要斷稿，苦無素材下的應急文章；又有時是香港文學雜誌《字花》催促出來的湊合遊戲。悉小道耳，並不足觀。
對了，為我撰序的鄧小樺正是《字花》的編輯，香港文化界的新銳一代（這代人頗成氣象，他們將來一定會踩著我的背脊前進）。由於我自己也不曉得怎麼形容這本書，只好請她提出她的詮釋。多謝她在最後一刻交來這篇文章，看得我十分慚愧。
那年夏天，是香港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學校不再上課，或者說，每一節課都變成了歷史課；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師這時都成了大演說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淚。寫字樓裡不再上班，大家圍在收音機旁，老闆不只不指責，還從房裡走出來下令：「開大聲點！」一室肅然，鴉雀無聲，只聽到紙頁偶爾被風翻動。
都已經到了這種時候，你卻還在書房裡沉吟一句詩的韻腳，琢磨最恰當的隱喻，好讓詩裡的每一個字都像項鍊上的寶石那樣，精穩妥當，不可動搖。這，難道不野蠻嗎？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藝術與革命之矛盾，創作自主與社會責任之優次的困境，而且是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歲，正要參與人生第一部實驗劇場創作，正想把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鬱悶和剛剛學到的青澀理論全部嘔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長也比我成熟的夥伴卻在爭論這台戲還該不該演。「藝術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問：「難道不就是為了回應時代，甚至呼喚那未來的世界嗎？如今，世界就在這黑匣子外邊，時代已然降臨。我們竟然還要演戲？這豈不是太過自私！」也有人主張，如果政治是為了實現個人的自主，我們憑什麼要在這巨大的熱潮前隱身讓步？始終不懈地實踐自己的藝術追求，恐怕才是體現自由的最佳選擇。畢竟，在屬於史達林的夜晚，連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就是這樣，兩幫人爭論了幾個日夜，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有人留在劇場，有人則上街尋找他們心目中更大而且更真實的舞台。那年夏天，連劇場的老觀眾也都不見了，他們一一隱身於街頭的人海洪流。
很多年後，我在已故台灣學者吳潛誠的書裡初次讀到愛爾蘭詩人黑倪（Seamus Heaney）的〈契訶夫在薩哈林島〉（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漸逼近這個問題的核心。契訶夫和魯迅一樣，是位醫生作家。不同的是，這位短篇小說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診治俄羅斯，而且從未放棄過行醫救人。饒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於自己的失責；世間苦難深重，他卻放縱自己的藝術才華，這實在無異於一種輕佻的冒犯。於是他決定走一趟薩哈林島（也就是今天的庫頁島）。那是沙俄時期的監獄島，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亂份子」。契訶夫要為島上的犯人寫一本書，描述他們的故事，轉達他們的聲音。很明顯，這是一趟贖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艱苦的旅程。因為從莫斯科到遠東，中間是西伯利亞的苦寒荒蕪，行程至少六個月。起行之前，朋友贈給他一瓶頂級法國白蘭地。他就把這瓶昂貴的瓊漿放進行囊，一路搖搖晃晃，在登陸島上的第一個晚上，他才終於打開了這瓶白蘭地。
黑倪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蘭地。在周圍瀰漫著迫害氣息和殘酷音樂當中，他品嚐著濃郁的醇酒和奢華的放縱。」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禮物，也是一位藝術家的「天賦」（gift）。契訶夫在腳銬撞擊的聲音中，盡情享受創作的歡愉，釋放自己天縱的才情。因為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贖罪之旅已然結束（卻也同時開啟）。在兩座險峻懸崖之間的鐵索上，他找到了幾不可得的精巧平衡。
大概從那年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個作家；而且由於荒廢日久，也必將失去藝術創作的想望與能力。因為我的旅程沒有盡頭，完美的平衡始終未達；在藝術與贖罪之間，我嚴重傾斜，搖搖欲墜。
於是這本小書，不妨看作是途中偷偷舔舐酒瓶的結果。路上太過顛簸，天氣陰晴不定，再好的酒也難免走味；就更不要說我深深珍重的，也許只不過是一把破敝的掃帚。
再直接點說，這裡收錄的全是我在評論（以及「類評論」）之外的副產品。它們全憑外緣而生，如果沒有人約稿，我自己根本不會無端動手。
例如，《我執》那些看似日記的虛構散文習作，本是香港文壇前輩葉輝約我在他主編的報紙上所開的專欄；他在位多久，這個專欄就有多短壽。所以這堆東西的數量也就只有這麼多。說起來，那還是我寫作量最大的時候，本來每天就要交出一篇以上的評論，可是葉先生的面子我真是不能不給。問題在於該寫什麼好呢？時事、飲食、電影、音樂、書評和文化評論，能寫的我都在其他報刊上寫了。想了半天，才決定仿效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弄一批看起來很「感性抒情」的思考筆記，因為葉先生說我還未發表過「感性的散文」。
又如，〈我的病歷〉，它是應老友胡恩威所邀，為劇團「進念 ‧ 二十面體」的《斷章記》場刊所作。時值一九九五年年尾，張愛玲幾個月前去世，《斷章記》是獻給她的劇場悼文。可是〈我的病歷〉與張愛玲根本無關；如果有關，頂多就是背後那種冷酷的態度。
剩下的全是即興活動，有時是自己的評論專欄快要斷稿，苦無素材下的應急文章；又有時是香港文學雜誌《字花》催促出來的湊合遊戲。悉小道耳，並不足觀。
對了，為我撰序的鄧小樺正是《字花》的編輯，香港文化界的新銳一代（這代人頗成氣象，他們將來一定會踩著我的背脊前進）。由於我自己也不曉得怎麼形容這本書，只好請她提出她的詮釋。多謝她在最後一刻交來這篇文章，看得我十分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