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從淡水河底甦醒的幽魂，一個尋找失蹤父親的謎樣白髮少年，他們都要回家。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六十五年後，他們與月影姑侄和少婷的相遇，竟導致時空的變異。
歷史在淌血，土地在撕裂。即將被幽靈盤據的島，該如何拯救……
【福爾摩沙冒險小說】系列
以歷史的筆跡，冒險的基調，挖掘這一座美麗小島的神祕故事；
不管是日本統治時期下的九份神祕少年故事，還是西班牙統治下的淡水奇航，
或是國共對峙砲火不斷的金門故事……
讓我們跟著書本的主角，一起跌入冒險的歷史故事，
藉此記住每一個值得珍藏的土地故事。
●作者後記
讓「二二八」從歷史的負債變為資產 張嘉驊
我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就讀高中時，從同學那裡第一次聽到二二八事件。當時，我並不相信臺灣曾經發生這種事，以為同學誤信民間的謠傳，還因此跟同學有過一番爭辯。
後來我發現我錯了。二二八事件的確存在，只是長期被遮蓋。我懷著窺祕的心情偷偷找禁書來看。在瞭解事件的始末後，我既懊惱，又生氣，開始質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體會到掌權者對歷史記憶的操控，並確認自由民主的可貴。現在想起來，對當時的我來說，探索二二八事件實具有一種啟蒙的意義。
三十多年過去了，時代的變化很大，二二八事件已不再是個禁忌，在坊間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書，在網路上也可以看到不少的討論。然而由於各方解釋的不同，以及各種政治勢力對它的挪用，原本就很複雜的二二八事件至此也幾乎完全失去它在理解上的「共同性」。
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說：「記憶依賴於社會的環境。」「有多少的群體就有多少的集體記憶。」依此而論，要求大家對「二二八」的認知只有一種解釋，那既不現實，也不合理。但我擔心的不是這份記憶的複數化，而是年輕一代對它的疏離。
這種疏離不在於不知道「二二八」，而在於對「二二八」冷感或無感，絕大部分是因我們強調迴避多於鼓勵探索的制式歷史教育而造成的。以臺灣以往的少兒文學為例，非常少見以二二八事件當作主題的作品。除了李潼先生的《我們的祕魔岩》，大概舉不出第二個例子。我曾在一篇論文指出，這是臺灣少兒文學對臺灣本土歷史的嚴重失憶。早在十幾年前，我就想為年輕的朋友寫一本以二二八事件為取材的小說，如今終於得以實現。為了寫這本《回家之路1947》—原訂書名為《時空變奏》，經與編輯開會決議，改為此書名—我一有機會就問國小到高中的學生，探詢他們對二二八事件的瞭解程度。少數人給的是教科書上的標準說法；更多的人是記錯年代，或說不出大概。
兩年前在一次演講場合，我還聽到一位國小老師談起親身的經歷。她說幾年前的二二八紀念日前夕，她給學生出的作業是在聯絡簿上貼一份相關的剪報，沒想到有位家長反應激烈，在假期後交上來的聯絡簿寫道：「我的孩子為什麼要做這種作業？我的孩子為什麼要知道二二八？」
我猜想這位家長跟許多家長一樣，厭煩了「二二八」被染上過多的顏色，厭煩了族群因「二二八」而長期撕裂，厭煩了整個社會每逢「二二八紀念日」就顯得躁鬱不安。也許是為了保護孩子，不讓孩子受到「汙染」，這位家長急於為孩子建立起一道知識的過濾網。
這種心情，我能體會。但我仍不免要問：為孩子立起的那道知識過濾網，是不是也等同於知識的某種路障？
也是兩年前，和一個很久不見的好友聚會。好友問我「月光三部曲」的第三本要寫什麼？我說要寫「二二八」。
「寫二二八？」她不以為然地笑著說：「真的要寫這種題材嗎？該不會自找麻煩吧？二二八的解釋那麼多，各方都在角力。萬一寫出什麼問題來，得罪哪一邊都不好！」
我回答說：「『月光三部曲』是要探討殖民主義的，兼及帝國主義。前兩部處理了西洋殖民主義和東洋殖民主義，若不進一步處理本國／族殖民主義，整個系列就不算完成。何況就二二八事件本身來說，淡水當年所發生的狀況很典型，可以讓我們做一個『以小喻大』的觀察和反省。這麼好的材料，若不拿來用，那就太可惜了！」
好友的顧慮只能心領，該執行的計畫還是要執行。只是後來，我有好一陣子都在玩味這位好友和那位家長的話，並從其中看出某種連結—一個為孩子寫書的作家能不能寫「二二八」？以及一個孩子可不可以從傳布的資訊中理解「二二八」？原來這兩者在實踐時都會遇到某些無形的「阻力」，儘管我們的社會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已經解嚴。
情況似乎是：只要一觸及「二二八」這三個字，就如同手上沾惹不該沾惹的東西，不僅引人側目，還會招來嫌惡。但平心而論，我們真的都無法從其中發掘出某些值得人們去深入思考的事物？例如良心、正義與愛。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六十五年後，他們與月影姑侄和少婷的相遇，竟導致時空的變異。
歷史在淌血，土地在撕裂。即將被幽靈盤據的島，該如何拯救……
【福爾摩沙冒險小說】系列
以歷史的筆跡，冒險的基調，挖掘這一座美麗小島的神祕故事；
不管是日本統治時期下的九份神祕少年故事，還是西班牙統治下的淡水奇航，
或是國共對峙砲火不斷的金門故事……
讓我們跟著書本的主角，一起跌入冒險的歷史故事，
藉此記住每一個值得珍藏的土地故事。
●作者後記
讓「二二八」從歷史的負債變為資產 張嘉驊
我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就讀高中時，從同學那裡第一次聽到二二八事件。當時，我並不相信臺灣曾經發生這種事，以為同學誤信民間的謠傳，還因此跟同學有過一番爭辯。
後來我發現我錯了。二二八事件的確存在，只是長期被遮蓋。我懷著窺祕的心情偷偷找禁書來看。在瞭解事件的始末後，我既懊惱，又生氣，開始質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體會到掌權者對歷史記憶的操控，並確認自由民主的可貴。現在想起來，對當時的我來說，探索二二八事件實具有一種啟蒙的意義。
三十多年過去了，時代的變化很大，二二八事件已不再是個禁忌，在坊間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書，在網路上也可以看到不少的討論。然而由於各方解釋的不同，以及各種政治勢力對它的挪用，原本就很複雜的二二八事件至此也幾乎完全失去它在理解上的「共同性」。
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說：「記憶依賴於社會的環境。」「有多少的群體就有多少的集體記憶。」依此而論，要求大家對「二二八」的認知只有一種解釋，那既不現實，也不合理。但我擔心的不是這份記憶的複數化，而是年輕一代對它的疏離。
這種疏離不在於不知道「二二八」，而在於對「二二八」冷感或無感，絕大部分是因我們強調迴避多於鼓勵探索的制式歷史教育而造成的。以臺灣以往的少兒文學為例，非常少見以二二八事件當作主題的作品。除了李潼先生的《我們的祕魔岩》，大概舉不出第二個例子。我曾在一篇論文指出，這是臺灣少兒文學對臺灣本土歷史的嚴重失憶。早在十幾年前，我就想為年輕的朋友寫一本以二二八事件為取材的小說，如今終於得以實現。為了寫這本《回家之路1947》—原訂書名為《時空變奏》，經與編輯開會決議，改為此書名—我一有機會就問國小到高中的學生，探詢他們對二二八事件的瞭解程度。少數人給的是教科書上的標準說法；更多的人是記錯年代，或說不出大概。
兩年前在一次演講場合，我還聽到一位國小老師談起親身的經歷。她說幾年前的二二八紀念日前夕，她給學生出的作業是在聯絡簿上貼一份相關的剪報，沒想到有位家長反應激烈，在假期後交上來的聯絡簿寫道：「我的孩子為什麼要做這種作業？我的孩子為什麼要知道二二八？」
我猜想這位家長跟許多家長一樣，厭煩了「二二八」被染上過多的顏色，厭煩了族群因「二二八」而長期撕裂，厭煩了整個社會每逢「二二八紀念日」就顯得躁鬱不安。也許是為了保護孩子，不讓孩子受到「汙染」，這位家長急於為孩子建立起一道知識的過濾網。
這種心情，我能體會。但我仍不免要問：為孩子立起的那道知識過濾網，是不是也等同於知識的某種路障？
也是兩年前，和一個很久不見的好友聚會。好友問我「月光三部曲」的第三本要寫什麼？我說要寫「二二八」。
「寫二二八？」她不以為然地笑著說：「真的要寫這種題材嗎？該不會自找麻煩吧？二二八的解釋那麼多，各方都在角力。萬一寫出什麼問題來，得罪哪一邊都不好！」
我回答說：「『月光三部曲』是要探討殖民主義的，兼及帝國主義。前兩部處理了西洋殖民主義和東洋殖民主義，若不進一步處理本國／族殖民主義，整個系列就不算完成。何況就二二八事件本身來說，淡水當年所發生的狀況很典型，可以讓我們做一個『以小喻大』的觀察和反省。這麼好的材料，若不拿來用，那就太可惜了！」
好友的顧慮只能心領，該執行的計畫還是要執行。只是後來，我有好一陣子都在玩味這位好友和那位家長的話，並從其中看出某種連結—一個為孩子寫書的作家能不能寫「二二八」？以及一個孩子可不可以從傳布的資訊中理解「二二八」？原來這兩者在實踐時都會遇到某些無形的「阻力」，儘管我們的社會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已經解嚴。
情況似乎是：只要一觸及「二二八」這三個字，就如同手上沾惹不該沾惹的東西，不僅引人側目，還會招來嫌惡。但平心而論，我們真的都無法從其中發掘出某些值得人們去深入思考的事物？例如良心、正義與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