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內有多張陳克華當年在無醫村的珍貴照片
本書獲花蓮縣文化局藝文出版品補助
無醫村，是指沒有醫療資源的偏鄉地區。在台灣，尤其花東地區，醫療資源尤其缺乏。在衛生所的義診或是救急的藥品，是居民們除了傳統部落流傳的民俗療法外唯一的資源，生了病不是多痛幾日，便是痛不了幾日，醫療資源缺乏一直都是偏鄉很大的問題。陳克華，在當年以軍醫的身份前往偏鄉行醫，本書述寫在無醫村巡診時的所見所聞、行醫經驗以及他的當時感受。
多年後陳克華重回靜浦，遠遠看見了卅年前教堂的尖頂，半山腰上的國小，在車窗外一閃而過，經過長虹橋時，發現車子開上的已經是另一座新橋，原來記憶中鮮紅亮麗的「老長虹橋」在一旁被當作人行步橋，令他驚訝的是，當年的醫務所已經不復存在了。
陳克華心中頓時閃過千百種理由，但也無心無力去追索真正的答案。從此他再沒有回過靜浦了。
我是在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下半年（確實日期不記得）來到靜浦醫務所的。
自七十五年在花蓮市某營區報到入伍，一直有軍中文化適應的問題。一年後仍未見改善。記得當時每天早點名後，我必然要找個隱密的地方，把才吃下的早餐嘔出來。
一天部隊某長官打棒球被球擊中眼睛，來到父親的診所求診。父親趁機拜託他將我調個單位。於是隔天我便糊里糊塗地被一聲口頭通知，揹包一扛，來到了位於秀姑巒溪出海口附近的壽豐鄉靜浦村，並在此渡過了我預官役的第二年，直到退伍。
那時從花蓮市搭東海岸線的公車，大約要兩個半小時。車子過了大港口，跨過長虹橋，下一站就是靜浦了。那時候的靜浦和花東海岸公路沿路的其他各個小站，其實沒有太大區別。除了一般民居，就是小吃店，旅店，柑仔店，外加小學和教堂。但靜浦名字好聽，「安安靜靜的水畔」，翻開地圖，就落在秀姑巒溪切穿海岸山脈的地方，又幾乎就在北迴歸線切過的那一個點—之後我每天例行的晨跑，都要去刻有「北迴歸線」的碑石那裡繞一圈。
當初因為地處花蓮台東交界，據說「方圓三百里」內沒有醫療資源，於是軍方才有在靜浦設立醫務所的想法。
村民不多（確實數目不知），組成大約三分：台灣人（閩南及客家各半），外省退伍老兵，原住民。而且數目相當。
醫務所就座落在公車「靜浦站」站牌旁，除了一名醫官，還配置兩名醫務兵，一名伙房。圍牆大門內，格局呈倒冂字型，前院進來橫排有掛號室、診療室、藥房、簡單的開刀房，X光室、醫師休息室，和可以開會的小客廳。
走過中央穿堂，兩邊是阿兵哥的寢室，廚房、餐廳及一間有四張床的病房。冂字型所包圍的中庭種了一棵極高大的麫包樹結出的果子叫「巴基魯」，比拳頭大，落果砰然有聲，往往成為桌上佳餚；其後視野豁然開朗，是一大片一大片橫亙的稻田平疇，再遠處是高聳青翠的山脈，翻過這座山，就是緜長的花東縱谷了。
而我從七十六年（一九八七）秋起，在這裡過著「那個靜浦陳醫官」的靜好歲月，幾乎「與世隔絕」。因為地處偏遠，附近除了駐守的海防部隊，上級長官極少出現，每天看著太陽從太平洋海面升起，又從海岸山脈山背落下，這一年成為慣於勞碌的我極為罕有的悠閒時光。每天除了上下午兩節門診，其餘有許多時間可以閲讀和寫作。其間試投了一篇散文至「小說創作」雜誌（現已停刊），當時的主編（已忘了她的名字）看了極有興趣，要求我定期供稿，成為專欄，名字就取「無醫村手記」。於是一年下來就有了這本書。
花蓮雖然是我的故鄉，但自小生活在花蓮市區，也算是鄉下的半個「城市小孩」，乍到靜浦，還是有許多不適應處。加上病患許多是原住民，因此我又緊急惡補了些簡單的阿美族語。除了東海岸的病人，平常接觸的只有靜浦村頭開雜貨店的江媽媽，近正午出現的郵差先生，偶爾來訪的一位靜浦國小實習教師，偶爾偷閒的守海防的軍官士兵，其餘大多自己一人。一年間我出版了我第二本詩集《我撿到一顆頭顱》（漢光），繼續寫了幾首流行歌曲的歌詞，一本本看完了遠景版《世界諾貝爾獎文學作品全集》。體重也由原先不到六十公斤增到了近七十。
而這一年離群索居的生活有如梭羅在華爾騰湖邊的隱居，是田園風又帶點自然主義的況味的。 隔著中央山脈遙看自己已經習慣的台北都會生活，突然多了一份冷眼和反省。當然卅年後的今天再回頭看，那份省視之心也還是侷限而淺薄的。身在軍中，雖已醫學院畢業，但還有對未來的種種規劃和期待等心事，未來住院醫生的申請，專科醫師的考證。同梯軍官多的是私下默默準備出國進修的考試科目，生活表面的平靜，底層其實心情起伏，暗潮洶湧。
民國七十七年秋退伍離開了靜浦，進入台北榮總眼科當住院醫師，我赫然從此再沒回過靜浦。直到約廿年後的某個冬日，一位台東原住民友人開車由台東出發，堅持要陪我重遊這片我心目中的「淨土」。兩人來到靜浦才發現原來的「靜浦站」站牌已經移走，原先圍繞著站牌菌集的小店皆不復存在，整條馬路連帶公車路線一起改道。原來是連續幾年颱風皆從秀姑巒溪出海口登陸，公路路基被海浪衝毀掏空，出海處的小島也竟然移動了位置，十數年間地形地物的改變不可謂不大。
而醫務所竟然還在。但遠離了公車路綫，沒有了人潮，顯得破落蕭索。從外頭看大門深鎖，油漆斑駁，外牆上我用油漆手繪的「軍民一家親」圖案已經不見。我不甘心被拒在外，翻牆進入，裡頭建築仍在，但久無人使用，形同廢墟，中庭那棵麫包樹還在，但已被比人高的野草包圍。昔日的看診室，餐廳，藥房，如今都只是一個個破落的黑房間。
「是這裡已經醫療資源充足，所以撤走了醫務所？」我心想：還是軍方因為人員編制不足，年年員額減縮，再也派不出人力來經營醫務所？
心中頓時閃過千百個疑問和理由，但也無心無力去追索答案。
當我們驅車離開靜浦，遠遠看見了卅年前教堂的尖頂，半山腰上的國小，從車窗外一閃而過，經過長虹橋時，發現車子開上的已經是一座新橋，原來記憶中鮮紅亮麗的「老長虹橋」，在一旁被當作人行步橋，令我驚訝的是，如今它看起來如此的陳舊，灰撲撲，如此的窄小。
在東台灣冬天灰沉沉的低氣壓雲層覆蓋下，我們頂著強勁東北季風沿著新修築的海岸公路，一路開回了花蓮。我和這位原住民朋友從此沒有再見過面，我明白這是他的某種告別方式。他直送我到南京街家門口。我們揮手道別，他上車前又回望了我一陣子。
從此我再沒有回過靜浦。
二○二○，十二，二十
本書獲花蓮縣文化局藝文出版品補助
無醫村，是指沒有醫療資源的偏鄉地區。在台灣，尤其花東地區，醫療資源尤其缺乏。在衛生所的義診或是救急的藥品，是居民們除了傳統部落流傳的民俗療法外唯一的資源，生了病不是多痛幾日，便是痛不了幾日，醫療資源缺乏一直都是偏鄉很大的問題。陳克華，在當年以軍醫的身份前往偏鄉行醫，本書述寫在無醫村巡診時的所見所聞、行醫經驗以及他的當時感受。
多年後陳克華重回靜浦，遠遠看見了卅年前教堂的尖頂，半山腰上的國小，在車窗外一閃而過，經過長虹橋時，發現車子開上的已經是另一座新橋，原來記憶中鮮紅亮麗的「老長虹橋」在一旁被當作人行步橋，令他驚訝的是，當年的醫務所已經不復存在了。
陳克華心中頓時閃過千百種理由，但也無心無力去追索真正的答案。從此他再沒有回過靜浦了。
我是在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下半年（確實日期不記得）來到靜浦醫務所的。
自七十五年在花蓮市某營區報到入伍，一直有軍中文化適應的問題。一年後仍未見改善。記得當時每天早點名後，我必然要找個隱密的地方，把才吃下的早餐嘔出來。
一天部隊某長官打棒球被球擊中眼睛，來到父親的診所求診。父親趁機拜託他將我調個單位。於是隔天我便糊里糊塗地被一聲口頭通知，揹包一扛，來到了位於秀姑巒溪出海口附近的壽豐鄉靜浦村，並在此渡過了我預官役的第二年，直到退伍。
那時從花蓮市搭東海岸線的公車，大約要兩個半小時。車子過了大港口，跨過長虹橋，下一站就是靜浦了。那時候的靜浦和花東海岸公路沿路的其他各個小站，其實沒有太大區別。除了一般民居，就是小吃店，旅店，柑仔店，外加小學和教堂。但靜浦名字好聽，「安安靜靜的水畔」，翻開地圖，就落在秀姑巒溪切穿海岸山脈的地方，又幾乎就在北迴歸線切過的那一個點—之後我每天例行的晨跑，都要去刻有「北迴歸線」的碑石那裡繞一圈。
當初因為地處花蓮台東交界，據說「方圓三百里」內沒有醫療資源，於是軍方才有在靜浦設立醫務所的想法。
村民不多（確實數目不知），組成大約三分：台灣人（閩南及客家各半），外省退伍老兵，原住民。而且數目相當。
醫務所就座落在公車「靜浦站」站牌旁，除了一名醫官，還配置兩名醫務兵，一名伙房。圍牆大門內，格局呈倒冂字型，前院進來橫排有掛號室、診療室、藥房、簡單的開刀房，X光室、醫師休息室，和可以開會的小客廳。
走過中央穿堂，兩邊是阿兵哥的寢室，廚房、餐廳及一間有四張床的病房。冂字型所包圍的中庭種了一棵極高大的麫包樹結出的果子叫「巴基魯」，比拳頭大，落果砰然有聲，往往成為桌上佳餚；其後視野豁然開朗，是一大片一大片橫亙的稻田平疇，再遠處是高聳青翠的山脈，翻過這座山，就是緜長的花東縱谷了。
而我從七十六年（一九八七）秋起，在這裡過著「那個靜浦陳醫官」的靜好歲月，幾乎「與世隔絕」。因為地處偏遠，附近除了駐守的海防部隊，上級長官極少出現，每天看著太陽從太平洋海面升起，又從海岸山脈山背落下，這一年成為慣於勞碌的我極為罕有的悠閒時光。每天除了上下午兩節門診，其餘有許多時間可以閲讀和寫作。其間試投了一篇散文至「小說創作」雜誌（現已停刊），當時的主編（已忘了她的名字）看了極有興趣，要求我定期供稿，成為專欄，名字就取「無醫村手記」。於是一年下來就有了這本書。
花蓮雖然是我的故鄉，但自小生活在花蓮市區，也算是鄉下的半個「城市小孩」，乍到靜浦，還是有許多不適應處。加上病患許多是原住民，因此我又緊急惡補了些簡單的阿美族語。除了東海岸的病人，平常接觸的只有靜浦村頭開雜貨店的江媽媽，近正午出現的郵差先生，偶爾來訪的一位靜浦國小實習教師，偶爾偷閒的守海防的軍官士兵，其餘大多自己一人。一年間我出版了我第二本詩集《我撿到一顆頭顱》（漢光），繼續寫了幾首流行歌曲的歌詞，一本本看完了遠景版《世界諾貝爾獎文學作品全集》。體重也由原先不到六十公斤增到了近七十。
而這一年離群索居的生活有如梭羅在華爾騰湖邊的隱居，是田園風又帶點自然主義的況味的。 隔著中央山脈遙看自己已經習慣的台北都會生活，突然多了一份冷眼和反省。當然卅年後的今天再回頭看，那份省視之心也還是侷限而淺薄的。身在軍中，雖已醫學院畢業，但還有對未來的種種規劃和期待等心事，未來住院醫生的申請，專科醫師的考證。同梯軍官多的是私下默默準備出國進修的考試科目，生活表面的平靜，底層其實心情起伏，暗潮洶湧。
民國七十七年秋退伍離開了靜浦，進入台北榮總眼科當住院醫師，我赫然從此再沒回過靜浦。直到約廿年後的某個冬日，一位台東原住民友人開車由台東出發，堅持要陪我重遊這片我心目中的「淨土」。兩人來到靜浦才發現原來的「靜浦站」站牌已經移走，原先圍繞著站牌菌集的小店皆不復存在，整條馬路連帶公車路線一起改道。原來是連續幾年颱風皆從秀姑巒溪出海口登陸，公路路基被海浪衝毀掏空，出海處的小島也竟然移動了位置，十數年間地形地物的改變不可謂不大。
而醫務所竟然還在。但遠離了公車路綫，沒有了人潮，顯得破落蕭索。從外頭看大門深鎖，油漆斑駁，外牆上我用油漆手繪的「軍民一家親」圖案已經不見。我不甘心被拒在外，翻牆進入，裡頭建築仍在，但久無人使用，形同廢墟，中庭那棵麫包樹還在，但已被比人高的野草包圍。昔日的看診室，餐廳，藥房，如今都只是一個個破落的黑房間。
「是這裡已經醫療資源充足，所以撤走了醫務所？」我心想：還是軍方因為人員編制不足，年年員額減縮，再也派不出人力來經營醫務所？
心中頓時閃過千百個疑問和理由，但也無心無力去追索答案。
當我們驅車離開靜浦，遠遠看見了卅年前教堂的尖頂，半山腰上的國小，從車窗外一閃而過，經過長虹橋時，發現車子開上的已經是一座新橋，原來記憶中鮮紅亮麗的「老長虹橋」，在一旁被當作人行步橋，令我驚訝的是，如今它看起來如此的陳舊，灰撲撲，如此的窄小。
在東台灣冬天灰沉沉的低氣壓雲層覆蓋下，我們頂著強勁東北季風沿著新修築的海岸公路，一路開回了花蓮。我和這位原住民朋友從此沒有再見過面，我明白這是他的某種告別方式。他直送我到南京街家門口。我們揮手道別，他上車前又回望了我一陣子。
從此我再沒有回過靜浦。
二○二○，十二，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