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死了
《每個人都死了》一書是米基‧巴魯的故事。米基‧巴魯是地獄廚房葛洛根酒吧的幕後老闆，愛爾蘭裔的職業性罪犯，據史卡德描述，他巨大、凶悍，像花崗岩粗鑿兩下而成的，是活生生的復活島巨人像。
史卡德和他結識於《刀鋒之先》一案中，於是，代表法律的前警員偵探遂和代表反法律的惡徒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總在葛洛根酒吧坐一整夜，米基喝他十二年的愛爾蘭威士忌，為史卡德準備一壺好咖啡，談到東方既白，再一起到聖本納德教堂望彌撒——史卡德和米基的漫漫長夜對話，一直是史卡德系列中最深沉的一幕。
米基在紐約市裡市外，擁有不少產業和生意，但他的名字從不出現在正式文件上，他說，「當你不擁有，他們就不容易從你手上拿走。」米基是屠夫之後，他保留了父親遺留給他的屠刀和圍裙，屠刀鋒利如他父親執業之時，圍裙則濺滿昔日的牲畜之血和現在的人們之血，當米基準備動手殺人時，他總會繫上這件染血的白圍裙。
他最駭人聽聞的事蹟是，他曾手刃一個名為佩迪‧法雷利的仇家，用屠刀切下腦袋，裝入個保齡球袋之中，並巡行該區所有酒吧，要所有人舉杯祝福法雷利身體健康。
這是卜洛克偵探系列的第十四冊小說。
譯者導讀
唐諾
他在大都會聚斂每日的垃圾，任何被這個大城市扔掉、丟失、被它鄙棄、被它踩在腳下碾碎的東西，他都分門別類地蒐集起來。他仔細地審查縱欲的編年史，揮霍的日積月累，他把東西分類挑揀出來，加以精明的取舍；他聚斂著，像個守財奴
看護他的財寶。
——本雅明
這本《每個人都死了》，我是在日本京都旅遊途中唸完的。
我所住的商業小旅館在四條河原町，每天早晨走五分鐘的路到鴨川四條大橋頭的Doutor喫熱狗麵包加一杯一百八十元的便宜咖啡當早餐，這家地點最好的新開咖啡館是此行最大的驚喜，從敞亮的落地窗可直視正月積雪的潔淨比叡山。
通常，早餐時間會拉得頗長。我總在咖啡喝完後仍留在原地讀卜洛克，一直到道德感提醒你該走人了，才繞過四條大橋，加入彼岸晨起釣魚（一種三五吋大的扁形煮湯小魚）和避冬上內陸的海鷗，坐在江畔繼續讀——在京都，我有個優勢，我是外來者，無所事事，不必加入這個城市的正常律動，不必擠行色匆匆的上班人潮，你可以置身局外，看這城市如同看一部進行中的小說，你甚至還可以偷偷認為，你就像馬修．史卡德。
大哥大這種理應滿討厭的東西，像書中米基．巴魯所說的「不是男子漢用的電話」，卻意外為這城市帶來另一種風情。行走中的京都善男信女幾乎人手一只，且不吝邊走邊講（奇怪哪有那麼多話好講），因此，原本在國民總僱傭體制下習慣板一張臉的日本人，剎那間表情燦亮豐富起來了，大哥大像揭開一層面紗，或應該說直接把公眾領域的街頭化為私密的個人起居室，把原來只在獨處空間的心事給散布在公眾面前。
《每個人都死了》，卜洛克的這個書名的確沒有騙人，殺人如麻血流成河，因此，在京都這個治安良好的古都行行讀讀，的確有種奇怪的時空倒錯之感，這裡的人，在正常的死亡來臨之前（而且來得極晚，因為吃納豆吃魚的日本人一直是進步國家中命最長的，尤其是女性），他們基本上只受一種死亡的威脅——太雅了，雅不可耐，雅死了。
我記得有一回四月櫻花祭來京都，在京都重要賞櫻點哲學之道途中，我們偶爾看到一方警告牌，從句子中間雜的漢字依稀可看出是，告誡單身女性在此行走得小心。同行有人訝異的問，要小心什麼？得到的回答是，怕碰到哲學家，囉哩囉嗦，講個不停。
而這回再到京都，旅程中最接近犯罪者，除了每天半夜準時出現在四條和河原町交口擾人清夢的無聊暴走族之外，便只有我自己——我在四條大橋上不小心撿到一只簇新的男錶，是黑白二色的法國牌子B.Agnes，這個牌子總讓我想到米蘭．昆德拉《不朽》中那名美麗的女子阿涅絲，由一個游泳池裡的手勢生長而成的，因此，我帶著八年抗戰和討回台籍慰安婦的報復決心，沒就近交到橋邊的交番所去，轉贈給同行一直想當男生的我女兒。
還好馬修．史卡德不生活在京都，要不然大概只能成為在街頭幫卡拉ＯＫ或色情酒店舉招攬顧客廣告看板的老流浪漢，賺兩個小錢買杯清酒喝。
一個沒有鄉村的島嶼
如果沒太大的意外（比方說一九九五閏八月中共忽然大舉犯台或台灣經濟現況忽然一夕間崩壞），台灣會不回頭一路走進一個城市犬牙交壤的島嶼，每一分每一秒，城市像變形蟲一般，不斷將它的偽足往外伸出，這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察覺，但偶爾搭乘火車卻是個極有效的觀察工具，比方說，我個人大約每隔個兩三年會搭一次自強號回我的老家宜蘭，因此，腦中存留車窗外的風景記憶，總是幾年前的樣子等待更新，而更新的方式永遠是同一個模式：窮山惡水或精緻的稻田又往後退縮，新的水泥屋子疏落長了出來，而記憶中原來的城鎮邊緣出現了賣東西的店家，
台灣的小說家能寫什麼？
去年大陸小說家訪問台灣期間，我受邀參加聯合文學舉辦的海峽兩岸小說家小型對談（直到現在我還搞不懂為什麼自己會在受邀名單之中），討論大綱的第二單元是小說的題材問題，這當然是大陸小說家最帶勁而台灣小說家最瞠目結舌的一刻，尤其當莫言開始輕輕鬆鬆講起他山東高密老家滿山遍野都是的鄉野鬼狐故事時，我瞥一眼一旁呆坐兩眼發亮的張大春，想起多年前賈西亞．馬奎茲《百年孤寂》橫掃台灣小說圈、人人都拚了命找尋荒謬題目好仿馬奎茲也來篇魔幻寫實小說時、敏銳的張大春領先儕輩第一個找到蘭嶼、寫下他〈最後的先知〉那般光景，我心中
鄉野雖好，但看來絕非台灣小說家的可能久居之地。
從抗拒開始
然而，總的來說，台灣現階段的小說書寫仍徘徊在所謂的「前城市期」。我們眼睜睜看著或親身參與（從某個鄉下跟著命運或時間的人潮也擠進了城市）城市建造而起的這一代，仍在奮力對抗這個我們極可能也意識到不會再回頭的生活改變——只要是不回頭的線性走向，總容易成為人們，尤其是不甘屈服的創作思考者，抵抗的對象，就像古往今來的人們仍在奮力對抗青春或愛情的逝去無休無止。
於是，城市之於我們，便多多少少成為一種象徵，我們不得已生活於其中，但我們並不真的進入它，我們在內心深處保留了一個只要有辦法就要逃離它的念頭（從最形而下哪天發了一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