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黃禍」：西方的恐懼與東方的英雄

楊瑞松


一、薩伊德的啟發與挑戰

本書作者弗瑞林以他和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在一九九五年的一場餐會對話作為本書的開場白。在當時餐敘中，他提及薩伊德的名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認為它雖然充滿洞見但卻有兩個相關面相並未觸及：其一是大眾傳播媒界在創造東方主義的偏見和刻板印象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為中國個案的研究，亦即中國作為東方主義思維下的「他者」，並未包含在薩伊德以伊斯蘭文明為主之研究對象。
根據弗瑞林引述，薩伊德當時顯然同意作者關於上述兩個面向的指陳，薩伊德不僅分享了他本身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成長的經驗，談到一些有關本書主角傅滿洲的電影如何在他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負面刻板印象，同時也樂見有心人能夠就大眾傳播文化如何形塑西方人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過程來進行深入探討。由此觀之，從學術研究傳承的脈絡而言，本書可謂一方面是延續薩伊德對於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如何以負面刻板形象來「他者化」非西方文明的後續研究，特別是補充《東方主義》一書中幾乎沒有談及的中國面向；另一方面，從方法論角度而言，本書特別側重大眾傳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電影和小說對於現代關於異文化和外國人的形象的傳播建構，以及這些形象的公共影響力。
事實上，薩伊德本人對於大眾傳播文化的影響的研究也並未缺席。不曉得和上述一九九五年間和弗瑞林之間的對話有無關連，薩伊德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報導╱遮蔽伊斯蘭》（Covering Islam）即是此方面的代表作。該書的副標題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媒體和專家如何決定我們看待我們以外的世界），明白地展示他對於大眾傳媒形塑他者的批判態度。但是該書的主要例子，仍然是以伊斯蘭文明為主。從書中的封面設計為一位穿著阿拉伯服裝的持槍瞄準的人，同時反過來被一手持照相機的西方記者所瞄準，即可看出這本書的主旨。簡言之，這種解析掌握西方大眾傳媒之手的霸權論述，如何再現（represent）非西方的他者，從而強化西方對於非西方的偏見的主題，也正是本書的根本關懷。
另一項有趣的對比則是薩伊德和弗瑞林均提到了個人成長經驗和其著作的關係。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坦言該書儘管有許多理性和學術性的探究分析，而且其中一大部分均得感恩自他所受到的西方近代學術思想傳統的啟蒙；但是在整個研究過程，他也從未忘卻在他自己成長的經驗過程中，他是如何經常被以一個「東方人」來看待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同樣地，弗瑞林在反省到他個人從事此項研究動機時，提及他自己兒時成長記憶過程中，一些有關中國人的負面刻板印象如何在生活學習過程中，經由大眾傳媒的影響而很「自然地」成為腦海中深刻的印象。弗瑞林因而有一段語重心長的表述：「所有這一切真的非常難以從腦袋拔除。不消說，我的學校裡沒有東亞或華裔學生，而作為旅遊目的地的中國也是遠在天邊。所以，印象變成了『規範』，連學校裡的老師也視之為理所當然。在一個層面上，我寫本書是為了驅魔。」
也正因為弗瑞林在此處所指出的「驅魔」作用，我們或許更可以理解何以這一本主要是探討分析二十世紀上半葉誕生的小說虛構人物的著作，卻在第一章中花了許多篇幅聚焦於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弗瑞林顯然有意將近代的中英關係，特別是以香港從鴉片戰爭到一九九七的歷史發展，和他所要探討的西方人對於中國人的偏見的課題加以連結。很顯然地從弗瑞林看來，所謂「英國帝國主義」在現實中一百多年來在中國的發展，和近代西方對於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偏見，兩者之間存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前述弗瑞林自謂的「驅魔」之著作意旨，不難看出弗瑞林懷抱著反省甚至有幾分懺悔之意來回顧大英帝國在近代擴張的歷史。而這樣的反省意圖也可謂是後殖民研究的一項特色。弗瑞林從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回歸」前後的公共論述，看到了包含召喚「傅滿洲」等有關中國人之負面意象評論再度出現，同時也引述了許多中國人關於國恥和民族恥辱的論述。弗瑞林的用意似乎在於指出，種種的偏見並未隨著歷史而消逝，相對地，因為這些偏見所造成的歷史傷痛也依然是公共記憶的重要環節。比較令人遺憾的是，弗瑞林在此處大都以「中國人vs.西方人（英國人）」的框架來討論所謂文化之間的衝突和歷史記憶的衝突，此舉固然符合本書的主旨，但是就弗瑞林以一九九七年的香港政治命運轉折為焦點來看，香港或香港人在上述框架下卻可謂成了薩伊德《東方主義》一書中著名的卷頭語：They cannot represent themselves. They can only be represented.（他們無法再現自我。他們只能被他人再現。）的最佳寫照。換言之，在這一場檢討反省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偏見的論述分析中，香港成了失去話語權的角色。雖然本書發行於二○一四年，但是弗瑞林對於香港的描述，似乎停留在書中他在二○○七年左右的觀察：「回英國前我去了一趟香港探望朋友。中國企業在香港的活動看來比九七以前還多，把整個城市炒得火熱。很多人曾預言『一國兩制』行不通，說香港的繁榮將因回歸而萎縮，但預言顯然沒有成真。」這種似乎是審慎樂觀的香港前景描述，恐怕還有待歷史的檢驗。從另一角度而言，如果能夠超越僅僅將香港視為中國的國恥象徵，而能仔細檢視香港在一百多年來所累積東西文化混雜交滙的豐富歷史經驗，同時重新思考香港在一九九七之後和中國之間各種政治和文化之間的爭議衝突現象，從而思考本書所要探討的跨文化之間彼此認知的課題，或許如此一來更能深化本書課題的探討。


二、黃禍：作為歐洲人的「他者」

本書的斗大主標題「黃禍」（The Yellow Peril）一詞雖然相當醒目，但是對於不是相當熟悉近現代歷史的讀者而言，它的確切意涵可能不是很清楚。所幸弗瑞林的副標題可謂相對地明確，它明白指出本書的主旨乃是探討有關傅滿洲博士和「仇恨中國心態」興起的課題。弗瑞林之所以用黃禍的大標題來涵蓋傅滿洲等課題，其靈感或許是來自本書研究對象的傅滿洲系列小說中的一句原書作者對於傅滿洲的定位描述名言：「化身而為一人的黃禍」（The Yellow Peril incarnate in One Man）。事實上，本書的第五章即是引用這句話作為該章標題。
誠如弗瑞林所言，本書既然是本「驅魔」之作，是要將深入人心的一些成為理所當然的意象，重新檢視其如何被創造和流傳的過程，因而弗瑞林在本書的主要篇章中花了許多心力來探究傅滿洲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其小說角色創造者羅默（Sax Rohmer）思維的歷史文化背景。他探索了傅滿洲博士的起源，解析十九世紀文學和淺俗東方主義（pop-orientalism）的文化背景，並分析「鴉片窟」（opium den）的觀念如何被建構和中國城形象被應用在小說上。此外，他認為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的歌舞雜耍劇院、大眾週報和淺俗文學對於羅默（傅滿洲角色的創造者）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提供了大眾意識中黃禍焦慮的靈感。最後，弗瑞林針對小說的經典文句加以仔細分析，並且解析電影改編版的角色情節的種族偏見和歧視的大眾影響力。種種這些探討即是要回答弗瑞林自己所提出幾項重要主題：「黃禍思想何所來自？它們又是怎麼被蒸餾成為單一個虛構角色（傅滿洲）？為什麼黃禍情結那麼有韌性，能歷時一百五十年而不衰？自它第一次被構想出來以後，黃禍觀念的意義發生過哪些變化，有過哪些舊瓶裝新酒？」
從文化史的解析角度而言，弗瑞林可謂扮演偵探的角色，不僅將小說和電影文本加以分析，同時也考察了小說創造者的思想文化背景，包含了十九紀以來種種對中國和中國城的想像論述。弗瑞林在這些探索過程中，也彷彿是一位時空旅遊的嚮導員，帶領本書的讀者探究傅滿洲的前世今生，重新見證這位虛構人物誕生的場景以及它如何藉由小說和電影角色成為黃禍的化身。
就戲劇效果而言，不論是原系列小說或是本書，運用這種將小說主人翁和一個令人聳動的符號（黃禍）相結合的手法，的確可以達到吸引讀者的作用。而本書也的確對兩者的關連性有相當細緻的分析。可是如此一來，或許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會誤以為黃禍的主要意涵即是和傅滿洲相關，尤其是從本書的標題得來的印象所致，因而忽略了黃禍在近現代歷史上的複雜意義和多元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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