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麼也不是。這天晚上，我只是咖啡店露天座上的一個淡淡的身影。我等著雨停下來，這場大雨是于特離開我時開始下的。
幾小時前，我們在事務所見了最後一次面。像往常一樣，于特坐在笨重的辦公桌後面，但穿著大衣，讓人覺得他真要走了。我坐在他對面那張供客戶坐的皮扶手椅裡。乳白玻璃燈光線很強，晃得我睜不開眼睛。
「好吧，居依……結束了……，」于特嘆了口氣說。
辦公桌上攤著一份卷宗。可能是那個目光驚愕、面部浮腫、棕色頭髮的小個子男人的卷宗，他委託我們跟蹤他的妻子。每天下午，她都到保爾—杜梅林蔭大道隔鄰的維塔爾街一家備有家具的旅館，和另一個棕色頭髮、面部浮腫的小個子男人會面。
于特若有所思地撫摸著鬍子，一把短短的、蓋沒了雙頰的花白鬍子。一雙明亮的大眼睛茫然若失。辦公桌左邊是我工作時生的柳條椅。
身後，一排深色木書架佔去了半面牆，上面整整齊齊擺放著最近五十年的各類社交人名錄和電話號碼簿。于特常對我說這些是他永不離開的不可替代的工具書，這些人名錄和電話號碼簿構成最寶貴、最動人的書庫，因為它們為許多人，許多事編了目錄，它們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見證。
「你怎麼處理所有這些社交人名錄呢？」我手臂一揮指著書架問道。
「居依，我把它們留在這兒。我沒有退套房的租約。」
他迅速環顧四周。通向鄰室的雙房門敞開著，看得見裡面那張絨面磨舊了的長沙發、壁爐、映出一排排電話簿和社交人名錄，以及于特臉部的鏡子。我們的主顧經常在這間屋子裡等候。地板上鋪著一塊波斯地毯，靠近窗戶的牆上掛著一幅聖像。
「居依，你在想什麼？」
「沒想什麼。這麼說，你保留了租約？」
「對。我不時會回到巴黎來，事務所就是我落腳的地方了。」
他把香煙盒遞給我。
「我覺得保留事務所的原狀心裡會好受些。」
幾小時前，我們在事務所見了最後一次面。像往常一樣，于特坐在笨重的辦公桌後面，但穿著大衣，讓人覺得他真要走了。我坐在他對面那張供客戶坐的皮扶手椅裡。乳白玻璃燈光線很強，晃得我睜不開眼睛。
「好吧，居依……結束了……，」于特嘆了口氣說。
辦公桌上攤著一份卷宗。可能是那個目光驚愕、面部浮腫、棕色頭髮的小個子男人的卷宗，他委託我們跟蹤他的妻子。每天下午，她都到保爾—杜梅林蔭大道隔鄰的維塔爾街一家備有家具的旅館，和另一個棕色頭髮、面部浮腫的小個子男人會面。
于特若有所思地撫摸著鬍子，一把短短的、蓋沒了雙頰的花白鬍子。一雙明亮的大眼睛茫然若失。辦公桌左邊是我工作時生的柳條椅。
身後，一排深色木書架佔去了半面牆，上面整整齊齊擺放著最近五十年的各類社交人名錄和電話號碼簿。于特常對我說這些是他永不離開的不可替代的工具書，這些人名錄和電話號碼簿構成最寶貴、最動人的書庫，因為它們為許多人，許多事編了目錄，它們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見證。
「你怎麼處理所有這些社交人名錄呢？」我手臂一揮指著書架問道。
「居依，我把它們留在這兒。我沒有退套房的租約。」
他迅速環顧四周。通向鄰室的雙房門敞開著，看得見裡面那張絨面磨舊了的長沙發、壁爐、映出一排排電話簿和社交人名錄，以及于特臉部的鏡子。我們的主顧經常在這間屋子裡等候。地板上鋪著一塊波斯地毯，靠近窗戶的牆上掛著一幅聖像。
「居依，你在想什麼？」
「沒想什麼。這麼說，你保留了租約？」
「對。我不時會回到巴黎來，事務所就是我落腳的地方了。」
他把香煙盒遞給我。
「我覺得保留事務所的原狀心裡會好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