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列於這一張以劇本創作為志業的名單之首並不是偶然的:他率先打破劇場為社會大眾共聚消遣的場所、舞台即表演人員賣弄噱頭的地點這樣的傳統,證明劇本可以不是附屬於演員做戲的「戲本子」,而是用來探討嚴肅的社會問題與人生困境的文學媒介。易卜生不只是開創現代政治與意識形態劇場的潮流,他的成就使得劇本走出劇院跨進現實社會也依舊生龍活虎,《野鴨》(The Wild Duck, 1884)以後的作品甚至讓讀者可以一卷在手遊走劇場內外,進而領略足以頡頏詩的意境與密度以及小說的深度與趣味。這是蓋棺論定的一句話:「易卜生的作品是現代戲劇的羅馬,所有的道路都是以他為起點或終點」(Lamm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