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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最後公開完整談他的電影文字紀錄
2007年6月29日下午一點30分，名導演楊德昌因大腸癌病逝美國加州洛杉磯比佛利山莊住處，得年59歲。
2002年12月17日，在楊德昌台北的辦公室中，白睿文(《光影言語》一書的訪問者)於此進行與楊德昌的對談。這也是楊德昌最後公開且完整談他的電影的文字紀錄。
楊導演在華語電影，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在1982年以《光陰的故事》的第二段〈期待〉初試啼聲，即受到矚目。1983年的《海灘的一天》更是揚名國際。到後來的《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多部傑作，在在紀綠了台灣這塊土地的種種。而楊導演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呢？
以下是節錄自麥田七月最新出版品《光影言語》一書的部份內文：
●──您出道有二十幾年，現在回頭看當時對電影的希望、幻想與理想，您覺得有什麼變化？
楊德昌導演：其實最覺得自己很幸運──「很幸運地不幸」。因為我在這個環境，所以我會了很多事情，為了完成我的工作我必須做許多事。如果我在另一個比較輕鬆的環境，可能會變懶，或是成為一個不那麼完整的電影人。另外，因為拍電影是我喜歡做的事，所以我一直不覺得自己在「工作」，我一直覺得自己在玩！所以有人說我做的事情很好玩，我會說，「對，很好玩！」我一直鼓勵年輕人，要喜歡做這個工作，就不會覺得這個工作很辛苦。
●──您拍了八部劇情片，其中至少有三部被認為是台灣電影史上最重要的影片，包括《恐怖分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還有《一一》。您個人是否有特別偏愛的作品？
楊德昌導演：倒不會偏愛，因為每一次做電影，尤其在台灣，能拍到一部片子已經很幸運了，所以你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上面。就是有些覺得可惜的地方，也不是因為自己沒有努力，反而有些是還滿有意思的。現在回頭看，我會覺得我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每次拍一部電影，都像是第一部電影。也不像以前有個電影工業，你是被指派去做某些計畫，比如說小津安二郎、成瀨巳喜男，日本當時電影最蓬勃的時候，很多片廠導演都被指派做這部片做那部片，在那種情況之下，想做最誠懇、原創的東西就比較難，因為有其他各種因素得放進來考慮。在台灣，我想每個電影人，包括現在年輕的、想出來努力在做的，都是盡其所能。能量也就是來自於此。說不定哪天台灣的發行系統能夠支持了，這個東西反而沒有了！
現在跟以前最不一樣的是，這個事業已經地域化（regionalized）了，不再存在所謂的國家電影（national cinema）。我一直認為，電影或藝術本身，其實並不關聯到國族性，只關聯一件事，就是人性。只要是人，電影是最好的生活經驗，就像《一一》裡有句話，小胖引用他舅舅的話說，「電影發明了以後，我們的生命延長了三倍。」我的感覺就像這樣。所以我們做的事是提供觀眾一個可能的生活經驗，但這個圖像需要經過所有觀眾的檢驗。現在電影工業更加地域化了，以後會真正地全球化。我絕對不會覺得全球化就是星巴克跟麥當勞，電影很早以前就已經全球化了，由許多不同的文化組成。相當諷刺的，電影節通常都是以國族來做分類標籤，很多族群被特別彰顯，我覺得有時候那反而充斥著偏見與不公平。對某部片子授與榮譽不見得表示對你的尊敬，反而可能是出自偏見。所以這方面更增加了我拍電影中不確定、未知的元素，讓未知的元素更充滿戲劇性。
楊德昌最後公開完整談他的電影文字紀錄
2007年6月29日下午一點30分，名導演楊德昌因大腸癌病逝美國加州洛杉磯比佛利山莊住處，得年59歲。
2002年12月17日，在楊德昌台北的辦公室中，白睿文(《光影言語》一書的訪問者)於此進行與楊德昌的對談。這也是楊德昌最後公開且完整談他的電影的文字紀錄。
楊導演在華語電影，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在1982年以《光陰的故事》的第二段〈期待〉初試啼聲，即受到矚目。1983年的《海灘的一天》更是揚名國際。到後來的《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多部傑作，在在紀綠了台灣這塊土地的種種。而楊導演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呢？
以下是節錄自麥田七月最新出版品《光影言語》一書的部份內文：
●──您出道有二十幾年，現在回頭看當時對電影的希望、幻想與理想，您覺得有什麼變化？
楊德昌導演：其實最覺得自己很幸運──「很幸運地不幸」。因為我在這個環境，所以我會了很多事情，為了完成我的工作我必須做許多事。如果我在另一個比較輕鬆的環境，可能會變懶，或是成為一個不那麼完整的電影人。另外，因為拍電影是我喜歡做的事，所以我一直不覺得自己在「工作」，我一直覺得自己在玩！所以有人說我做的事情很好玩，我會說，「對，很好玩！」我一直鼓勵年輕人，要喜歡做這個工作，就不會覺得這個工作很辛苦。
●──您拍了八部劇情片，其中至少有三部被認為是台灣電影史上最重要的影片，包括《恐怖分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還有《一一》。您個人是否有特別偏愛的作品？
楊德昌導演：倒不會偏愛，因為每一次做電影，尤其在台灣，能拍到一部片子已經很幸運了，所以你會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上面。就是有些覺得可惜的地方，也不是因為自己沒有努力，反而有些是還滿有意思的。現在回頭看，我會覺得我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每次拍一部電影，都像是第一部電影。也不像以前有個電影工業，你是被指派去做某些計畫，比如說小津安二郎、成瀨巳喜男，日本當時電影最蓬勃的時候，很多片廠導演都被指派做這部片做那部片，在那種情況之下，想做最誠懇、原創的東西就比較難，因為有其他各種因素得放進來考慮。在台灣，我想每個電影人，包括現在年輕的、想出來努力在做的，都是盡其所能。能量也就是來自於此。說不定哪天台灣的發行系統能夠支持了，這個東西反而沒有了！
現在跟以前最不一樣的是，這個事業已經地域化（regionalized）了，不再存在所謂的國家電影（national cinema）。我一直認為，電影或藝術本身，其實並不關聯到國族性，只關聯一件事，就是人性。只要是人，電影是最好的生活經驗，就像《一一》裡有句話，小胖引用他舅舅的話說，「電影發明了以後，我們的生命延長了三倍。」我的感覺就像這樣。所以我們做的事是提供觀眾一個可能的生活經驗，但這個圖像需要經過所有觀眾的檢驗。現在電影工業更加地域化了，以後會真正地全球化。我絕對不會覺得全球化就是星巴克跟麥當勞，電影很早以前就已經全球化了，由許多不同的文化組成。相當諷刺的，電影節通常都是以國族來做分類標籤，很多族群被特別彰顯，我覺得有時候那反而充斥著偏見與不公平。對某部片子授與榮譽不見得表示對你的尊敬，反而可能是出自偏見。所以這方面更增加了我拍電影中不確定、未知的元素，讓未知的元素更充滿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