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無論是農業或大規模定居本身都不會促成國家形成。中東農民在終年耕作的農村出現以前，就已經開始栽種農作物；從游牧轉變為大規模永久定居的原因，主要取決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提供豐富的野生植物和水中生物等食物來源，而不是因為人類開始從事農業。

他表示早期國家的形成是由一群極具野心的統治者，將農業與定居社群強迫結合的結果。國家的形成始於濕地區域，例如肥沃月彎這種蘊含面積廣大的肥沃土壤，糧食產量不但足夠供應給居民，單一作物也能以較小的空間儲藏，更重要的是方便國家控管和徵稅。

但這些剛萌芽的農業國家型態也極為脆弱，經常分裂成更小的政治實體或完全崩潰。史考特認為，研究人員往往忽略考古記錄中的「瓦解」，其中包括居民對戰爭、稅收、傳染病和作物歉收忍無可忍的可能性。

作者借鑒過去和最近二十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六千多年前出現的農耕從某些方面來看並非進步的過程。例如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終年忙碌於耕作的農村或早期農業社會，這種轉變讓他們犧牲了原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長時間勞動、家畜傳染病、營養不均、收稅徵兵等代價。他也未將狩獵和遊牧生活方式描繪成烏托邦的制度，而是仔細觀察兩者的優缺點，提供讀者更全面的觀點：進入農耕並不是人類選擇了一種比較合理或簡單的方式生存，更應該說選擇了另一種同樣困難的方式生存，文化也從此改變。

人類並未因從狩獵到農耕，從而擺脫嚴峻的生存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