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思想史3 | 拾書所

【電子書】思想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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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3》主題為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專號,共收錄論著4篇,研究討論1篇。
 
本期有三篇文章討論盧梭政治思想在中國與日本的早期詮釋與受繼。此三文各有所長,但都集中於討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尤其是其中最具魅惑力與爭議的概念: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王曉苓〈盧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國的引介及其歷史作用〉是一篇分析精細且具歷史縱深的精采論文。王文認為,十九世紀末日本人中江兆民精到的漢文譯本《民約通義》開啟了中文世界對盧梭政治思想的關注與討論。循此,王文約略依清末、民國、1949至文革、1990年代後等四個時期,分別列舉、闡述幾位具代表性人物。論文的前大半部依序討論梁啟超與汪精衛,嚴復、章士釗、張奚若,何兆武,王元化等人對「普遍意志」的理解與爭論;是精細的文本分析。
 
王文認為,盧梭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普遍意志」概念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彰顯人不可讓渡的自然主權—因此可能主張激進民主;另一方面,它又強調政治社會中的成員,也就是公民必須服從普遍意志的指揮—因此可能形成極權統治。這個兩面性導致了歷來中文世界對盧梭理解的分歧。
 
王文最後從時代背景、政治議程以及政治環境的變遷等外部因素,論證上述各家對於盧梭思想理解的差異。從君主立憲到革命,從相信進步的人民民主到反左,在不同的政治光譜下,反射出盧梭的不同樣貌。總之,王文是篇黑格爾式的思想史論文,以後世、歷史後設的立場,逐一審視主要闡述者的理解、翻譯、衍伸及其闡述的時代背景。在一種「全知」的眼光下,希望對過往的詮釋文本投以時代性的理解。
 
范廣欣的〈盧梭「 革命觀」之東傳:中江兆民漢譯《民約論》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讀〉是問題意識清晰,論理強勢的學術文章。范文認為,盧梭政治思想並不強調革命,並不鼓吹消滅君主統治。那麼,范文問道:「近代以來中國人是怎樣通過閱讀《社會契約論》發現了革命呢?」這問題等於暗示、追問了中國近代革命意識的起源。根據范文的理解,此間與中江兆民翻譯《社會契約論》,也就是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的《民約譯解》密切相關。范文大量利用中江兆民自己在譯本中所加入的個人意見-〈解〉-,企圖說服讀者,中江兆民以相當迂迴、夾譯夾注、幾近微言大義的方式, 逐漸將盧梭的「反對君主專制」,往「否定君主制本身」推進。
 
范文進一步論證,中江刻意使用「黨」一字來表示‘society, aggregation, association, community, union’等多種不同概念,明顯帶有革命黨的修辭意味。相較於王文的歷史縱深,范文完全集中於中江兆民文本的內外部分析,特別注意中江遣詞用字的意旨。但范文也注意到《民約譯解》在中國以《民約通義》重印面世時所發生的文本再造,尤其是重印版的序言,較諸中江激進,根本就是「徹底否認君主專制,而承認革命的正當性」。換言之,從日本的《民約譯解》到中國的《民約通義》,中國近代的革命思想依著這份亞洲的盧梭文本而生長。
 
蕭高彥〈《民約論》在中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考察〉是篇方法論意識極為清晰的論文。上述范文的論述重作者認定的正確的、非革命的盧梭,對照中江文本不狃於時而造作出的潛在的革命話語,以及此話語在晚清中國情境下的放大。如果范文可看成史特勞斯式的(Straussian)的文本解讀,蕭文則是自承、自省的史金納式(Skinnerian)思想史書寫:以翻譯文化理論來平衡史金納方法論中的主體意識與作為,而凸顯在地文化條件所釀醞的新種政治語言。
 
蕭文的分析對象以中江兆民、楊廷棟、劉師培、馬君武為主,說明這些譯者及其文化在特定條件下所構思的翻譯策略與概念傳遞,創造出甚麼政治想像。以中江為例,他「君」「邦」「民」「士」「臣」等詞分別代表sovereign, power, people, citizen, subject等等,顯然是以儒家政論來安置新的、未來的政治秩序想像。
 
但蕭文的目的不止於觀念的比較,而進一步指陳,這些特殊的翻譯可能指向何種政治議程。中江兆民以「君權」翻譯sovereign,少了「主權者」這抽象的概念,導致了「以人民自為君主」遮蔽掉了「以人民自為主權」。其結果,傳統的個人君主統治制度在《民約論》裡變成不可能的選項。這其實反倒相當呼應中江在譯著裡強調的「民約」主軸。蕭文最精采的分析應該是有關楊廷棟的部分。
 
從上述王文或范文的角度看,楊廷棟的翻譯顯得粗糙且錯漏百出。但蕭文以文化交會暨脈絡化方式來理解楊廷棟,反倒得出令人驚喜的文本詮釋。蕭文認為,關鍵在於楊廷棟以「公理」來翻譯「普遍意志」。這固然使得盧梭文本可以與傳統儒家清議概念疏通,但更重要的是,它「將盧梭的『民約』」「轉化成一種憲政主義論述」。這顯然也與楊廷棟強調輿論、議會或「集言之制」互為表裡。用更簡潔的說法就是,楊廷棟將盧梭洛克化了。而到了劉師培、馬君武等革命派,他們則強調危急時刻的「特別會議」,普遍的平等觀念,以及人民的權力等等指向在清末政治情境下的革命正當性話語。
 
尤其是馬君武以「帝權」來指涉人民主權,顯然「超越了中江的語彙系統」。上述三篇文章分進合擊,將以「民約」、人民主權等概念為主的中國近現代政治語彙,甚至文化傳遞的研究做了具有多重對話效果的精緻展示。無論後繼研究者對這些論文評價為何,任何超越企圖,都必然具相當挑戰性。
 
林正珍的〈分裂的亞洲認同:近現代東亞世界觀的對位式呈現〉主題與前述三文相當不同,文類風格也完全迥異,但所論時代與社會則高度重疊,對研究近現代文化思想者,這四篇論文之間應該有相互印證啟發之用。林文提示道,相較於中國天下觀的限制,亞洲的亞洲概念是日本文化特殊論的產物。此概念一方面顯示出日本國族在既有的,亦即西方中心、資本主義的世界史框架中,追尋主體的努力,另一方面則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理性化或合理化接榫。
 
這是相當精確也深具啟發的觀察。此外,林文仔細描述了日本思想界如何在近六十年從新亞細亞主義,也就是自任融合東西文明的角色,逐漸轉向多元與自省的亞洲觀。此一宏觀的歷史態度之考察,應該可以提供中日近現代比較史或交流史的研究者一個思考背景。
 
多元思考同樣是戴麗娟〈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一文的重要元素。戴文詳細介紹法國史家對於何謂歷史記憶所進行的發明、寫作與反省。根據戴文,歷史記憶就是相對於學院歷史書寫的歷史。它是民間的、多樣的、地方的、分散的,甚至是個人的。換言之,我們現今所懷抱的性別、階級、國族等等認同,很可能有相當程度,來自非學院歷史的建構。這個認定或觀察,就是歷史記憶研究的起點與主要內容。
 
這既是學院歷史的反省,也是學院對非學院書寫的介入。但是,誠如戴文所精確交代的,此一學院歷史的反省與介入—「記憶之所在」,也可能成為非學院、民間、或媒體所欲收編的「所在」。本文是中文世界少見有關此一主題的詳盡介紹,相信它對中文世界西方現代史學史相關研究應該會有長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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