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四、五年級生的青春讀本
韓國天團BTS推薦給歌迷的精神指引

出版65年．34種語言．全球暢銷3000萬冊
心理學大師佛洛姆跨時代不朽經典．全新繁體中譯本

獨家收錄佛洛姆珍貴照片、書信摘文，與撰寫《愛的藝術》之思考歷程

父母、配偶、兒女、兄弟姊妹、朋友、職場共事者，人身處在各種人際關係中，被關心，也付出情感，有時互動良好，有時身心俱疲。但，愛這種被歸為情感層面的東西，真的如此飄忽不定，無法以理智控制，無法學習？永遠只能讓人在愛中傷痕累累之後，才能累積經驗，得到一絲安穩的感受？

佛洛姆是第一位認為「愛」和「愛的能力」值得談的心理學學者，1956年，談愛的專書《愛的藝術》問世。佛洛姆告訴讀者，愛和世上所有的技藝、學問一樣，也是可以學習的；愛不是讓人捉摸不定、求之不得，或任人玩弄於鼓掌的東西，愛有紮實的理論與實踐的方法。他提出的主張是：

「沒有愛，人類連一天也不能存在。」（愛的重要性）

「愛是人身上的主動力量。」（愛的能力不需外求）

「如果我真正愛一個人，我就會愛所有人，就會愛世界，就會愛生命。」（愛的極致表現）

佛洛姆從所有層面探索「愛」。不只是羅曼蒂克、讓人沉浸於錯誤觀念和虛幻期待的愛，更包括親子之愛、手足之愛、男女愛、自愛，以及對神的愛。他更進一步指出，愛其實是人格培養，人想發展愛的能力，謙恭、勇敢、真誠地愛他人，可藉由努力發展人格來達成。

「愛是一種行動，是人的力量的發揮。」於是我們明白，愛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也因此《愛的藝術》能廣為流傳，繼續鼓勵人們：了解愛，學習愛，實踐愛。

導論
◎彼得．克拉瑪（Peter D. Kramer，《神奇百憂解》作者）

過去五十年，我們一直享受著這本小書的洞見、慰藉和啟發。多麼不同凡響的長跑啊！這幾十年來，心理學改變了很多次。佛洛伊德紅過又退流行。各式各樣的精神療法大盛一時又消失。藥物曾經改寫我們對情緒的了解，但它們也是一度閃閃發光之後就褪色了。在這段期間，佛洛姆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一直和我們在一起，提供冷靜的忠告。什麼原因可以讓一本書經久不衰？
它的題材當然是居有一功。正如佛洛姆告訴我們，愛是我們所渴望的。愛定義了我們，是「人類生命難題的解答」。但每年都有許多談愛的書出版，唯獨佛洛姆這一本被翻譯成三十四國文字。
它的書名無疑亦有功勞。這書名沒有使用商業文化的語言，沒有使用現在所謂的時髦詞語。乾淨的書名保障了這本書後來晉身經典的命運。佛洛姆並沒有躲在自己的專業後面，沒有使用《愛的藝術之精神分析》這樣的書名。他態度大膽。他要直接和讀者面對面。
再來是書中的用詞。它實現了書名的承諾。佛洛姆說得很直接：「愛是一門藝術嗎？如果是，它就要求知識和努力。」我們會在一些簡練的措辭裡找到詩意：「沒有愛，人類連一天也不能存在。」偶爾，在他責難重商文化的時候，佛洛姆會突然開始使用比喻：「世界是我們慾望的巨大對象，是一個大蘋果、大酒瓶和大乳房。我們是吮吸者，永遠充滿期待又永遠失望。」
這番見解顯示佛洛姆之所以能夠吸引到每一個新世代的重要理由。他有著先見之明。他辨識出我們生活面臨的核心挑戰：如果我們的文化鼓勵自戀，我們又怎能指望超越我們的自我？如果這文化讓人異化，我們又要如何找到我們所渴望的親密、激情、協調，或佛洛姆所說的「透過愛而重新合一」？
隨著時光流轉，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商業精神公然污染個人領域。事業成功的男人莫不尋求一個花瓶妻子。近一半這類婚姻以離婚收場，而這部分是「買更貴東西」的誘惑所致：就像每個人都有一個固定的價格那樣，就像每個人都可以按年輕、貌美、聰明、地位和財富（特別是財富）的程度而被定價的那樣。這種重新安排往往導致一些讓人感到空洞的婚姻。佛洛姆理解這種生活境遇。
佛洛姆還年輕時就展開批判。他1900年出生於法蘭克福一個正統派猶太人家庭，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知名拉比。佛洛姆的父親是葡萄酒商人，為自己的從商感到羞愧。回憶自己的兒時，佛洛姆說：「我小時候對那些把人生投入於賺錢的人感到很奇怪，而當有人在我面前承認他是一個商人，我會侷促不安。」十二歲時，他父親的一名員工點燃他對社會主義的興趣。他所受的宗教訓練讓他接觸到進步觀念：當先知的人除了透過話語，還必須透過行動來表達自己，關心人民的需要。但佛洛姆從沒有完全對正統派猶太人的社群感到自如。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宣布自己反對錫安主義，理由是民族主義和全面的人文主義相抵觸。二十六歲那一年，為了象徵他和猶太教儀式的決裂，他在逾越節吃麵包。
這個時候，他已經從海德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曾研習法律和宗教，但最終投入社會經濟學——社會學在當時的稱呼。他還認識了弗麗塔．賴克曼（Frieda Reichmann），兩人很快結婚。弗麗塔是精神科醫生，比佛洛姆年長十一歲，而佛洛姆就是在她的引介下接觸精神分析學的革命性領域。兩人的實際婚姻關係只維持了幾年，但佛洛姆對精神分析的興趣沒有中斷。
社會學的訓練背景讓佛洛姆後來認定佛洛伊德的理論狹窄和機械化。在他看來，很多佛洛伊德用天生本能解釋的現象都是由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引起。個人不是一個被壓抑所馴化的驅力的集合體。人是在社會結構內活動的社會生物。佛洛姆選擇和精神分析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他心儀的馬克思是早期的馬克思，也就是那個希望用更人性的經濟制度來取代勞動分工強加於人的束縛的烏托邦主義者。佛洛姆自己的論文題材涉及刑事、司法、宗教和道德。不晚於1930年代，愛也悄悄地潛入他的工作：對父系社會和母系社會的研究讓他思考母愛和父愛對一個小孩的不同影響。
在納粹的陰影下，佛洛姆為文談論獨裁政府和它們製造施虐狂者的傾向。他比佛洛伊德更早看出歐洲正在走向災難。1933年，他應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家霍妮（Karen Horney）的邀請訪問美國，不久後又移民美國。雖然總是保持批判性，但他熱愛自己的新國家。到了1940年代，他改為以英語寫作。
在美國，佛洛姆對古典精神分析的批判趨於尖銳。他在一九三九年指出：「（佛洛伊德）把人視為是一種受到本能強制但受到社會馴化的動物。他沒有任何自發性的範疇，例如沒有愛，沒有柔情，沒有喜樂，甚至沒有性歡愉—在他看來，性歡愉不過是緊張的解除。」在佛洛姆看來，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包括把性格理解為一種對文化力量的回應，一如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從自我異化乃固存於資本主義。在精神分析的實踐方面，佛洛姆相信，為了對治現代人的負擔（大概也是所有時代的人的負擔），即為了對治分離性（separateness），治療師絕不可保持中立，必須強烈的介入。
隨著《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在1941年的出版，佛洛姆成為名人。在本書中，他設法弄明白人是怎樣透過加入極權主義或在平等社會中培養從眾性格而失去個體性。他宣稱，個體心理學理當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子集。人總是生活在關係中。
佛洛姆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他雖然身處一個意識形態的時代，卻不是一個意識形態者。他按自己的需要熱烈從猶太教、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取用觀念（後來又從道家和禪宗取用），但說到底，他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他勤勤懇懇地經營這個角色。他終生都把早上時光用於不能賺錢的活動：讀書和安靜思考。晚年他又用政治行動補充沉思諦觀，在反核和反戰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
佛洛姆是一個喜愛與人交往的人。他與精神分析和社會科學界的重要人物過從甚密，最著名者包括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理斯曼（David Riesman）和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他對女性的品味是兼容並蓄。和弗麗塔離婚後，他與霍妮有過一段情，也曾和紐約舞蹈界的凱薩琳．鄧翰（Katherine Dunham）與馬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交往。1944年，他和女攝影師赫妮．格蘭德（Henny Gurland）結婚，婚後專一忠誠，直到赫妮於1952年去世為止。這些女人有的比他年長許多，有的比他年輕許多；有的相貌普通，有的漂亮動人；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她們的共通處是個性強，聰明，對關心的事情熱烈投入。不過佛洛姆生命中的至愛是安妮斯．弗里曼（Annis Freeman），她是美國南方人和一位律師的遺孀，對國際政治深感興趣。五十中旬的佛洛姆用情信、親吻和誓言來追求她，此後的二十八年持續情深款款。正是這種承諾和熱情為《愛的藝術》設定了私人脈絡。
《愛的藝術》藉助了佛洛姆的全部體驗。我們是社會動物，因著我們的分離性而陷入焦慮。文化提供了消除這種焦慮的簡單和虛假方法：變得和別人一模一樣。它邀請我們消費同樣的商品、從事同樣的工作和訂定相同的目標，也就是透過從眾和不重要的微小差異來界定自己。但如果我們缺乏勇氣成為個體，我們就會永遠搆不著愛，因為「愛是在保存一己完整的前提下達成的合一」。(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