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文化人類學的誕生
戰爭時,這群人類學家加入戰情局,破解敵人的文化密碼,
承平時,加入社會文化的論戰,改寫大眾對人性的看法。
Anisfield-Wolf 書獎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
二戰爆發時,一群人類學家紛紛加入美國戰情局。戰情局的主要任務是對抗假訊息、製作影片和文宣提升士氣,其中有一個人還透過報章、電影和小說,破解敵人(日本)的文化密碼,寫成《菊花與劍》,她就是潘乃德(Ruth Benedict)。
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潘乃德並不是獨自一人。
從這群影響後世甚鉅的人類學家,可以追溯到他們的老師——鮑亞士(Franz Boas)。
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鼎盛,當權者常常借用時興的人體測量學(例如:顱型長短),將旗下的原住民分類管理,也會依據種族理論,據此主張移民沖淡了美國社會的優越性,對移民抱持排外歧視的態度。
二〇年代美國瀰漫著種族主義,連德國納粹都從中汲取相對應的概念來對待猶太人,甚至有時候覺得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太過不人道。鮑亞士一反當時美國蔚為風潮的種族優越論,他認為應該採用更為科學的方法才能下結論。他的路數是強調「出田野」,到當地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他認為各個種族內部其實本身就存在許多巨大差異,如何可能將某個種族標籤化?如何可能斷言某個種族比較落伍,或天生野蠻?
他的結論是,這一切都是我們用自己打磨過的眼鏡評價異族,事實應該是,每個族群擁有不同的——文化。他用「文化」這個概念分析不同的人群,文化沒有高下之分,文化是相對的。他成為文化人類學這門新學科的開創者。
在文化人類學這門知識的奠基者裡,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她相繼前往薩摩亞和新幾內亞進行田野,在原住民身上想要探究「性」這件事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她《薩摩亞人的成年》《新幾內亞人的成長》成為暢銷書,替性別解放運動提供思想的彈藥。
不過,米德的研究興趣並不只是客觀學術上的追尋,而是和她個人如狂風暴雨般的多角情感關係有那麼一層關聯,而這更增添她的研究動機和信念,也解放了她自己。
不只米德有切身的困頓,身為非洲裔的賀絲頓(Zora Neale Hurston),以及身為原住民的德洛莉亞(Ella Cara Deloria),也為他們自己社群的困難處境做出貢獻。
在鮑亞士的鼓勵下,賀絲頓前往美國南方進行黑人民俗的採集,她還在中美洲海地(非洲奴隸最早到達美洲的地區)一探咒術和「殭屍」是如何煉成的。德洛莉亞在鮑亞士的資助下,前往原住民保留區採集編纂原住民的語言辭典,因為複雜的社會關係和社群經驗就收折在文法形式裡。對他們來說,他們不只是搶救某一族群即將消逝的文化而已,而是記錄活著的人正身處的豐富文化。
這群人類學家各有各的關心主題,但在知識史的光譜上,他們參與公共事務,共同關心,「身而為人」是如何的一種狀態?我們該如何理解人性?
(編輯補充:鮑亞士開創的研究取徑,也透過他的學生迪克森〔Roland Burrage Dixon〕傳承給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移川子之藏,進而成為理解台灣原住民的知識實踐和政治治理。另外,「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此語出鮑亞士學生克魯伯〔Alfred L. Kroeber〕。)
審定
呂欣怡,台大人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