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為什麼柯林頓、高爾的 1992 年競選活動獻金中，捐輸最力的金主竟然是一名與中共公安局暗通款曲，舉止詭祕的印尼華商？為什麼將近一百名牽涉到柯、高-中共的非法關係證人，不是連夜逃離美國，就是祭出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以自保？為什麼柯、高 1996 年競選連任基金的頭號大金主，竟然又是一名替中國共產黨製造飛彈的美國商人？為什麼中共在柯、高兩人政治生涯初期，就鎖定兩人以為染指美國政界的第五縱隊？本書詳述柯林頓政府如何與中共進行了一系列的浮士德交易，犯下種種政治上的錯誤，危害美國的國防與自由世界的穩定，甚至不惜出賣台灣安全，以換取個人戀棧執迷的權力、祿位與金錢......《買通白宮》係美國國家安全與中國事務兩位專家丁伯雷克與崔普烈上窮碧落下黃泉，抽絲剝繭柯、高陣營來自賭場、妓院、中共情治機構的黑錢來源，戳破柯林頓欺世盜名的漫天巨網，揭發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裡的黑幕，令人震驚。▼ 作者簡介愛德華．丁伯雷克（Edward Timperlake）美國眾議院法規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的專業幕僚。從海軍官校畢業，在陸戰隊擔任戰鬥機飛行員之後，丁氏一直在國家安全部門服務。威廉．崔普烈（William C. Triplett）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和黨前任首席參議，他在中國事務與國家安全事務方面浸淫三十年之久。▼ 譯者簡介林添貴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且筆耕不輟，譯作有：《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譯)、《大棋盤》、《談判桌上的中國人》、《新皇朝》、《紐約時報》、《選戰大謀略：柯林頓二度入主白宮之路》等。▼ 導讀擺動中前進的美國對華政策．林中斌（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請您寫導讀好嗎？」主編侯秀琴女士為了時報出版公司的新書很客氣的問我。我一口答應了。原因有三。第一，此書作者之一崔普烈（William C. Triplett,II）是我的舊識。第二，他是影響華府中國政策的反共人士。第三，新書數說北京在美國進行無孔不入的情報和遊說工作，正是個人多年以來所關注的項目之一。1992 年 2 月，《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y）期刊登載了九位它稱之為「國際知名的中國通」（global China hands）的預言。題目是：「中國大陸將來如何變化」。他們中有余英時、何漢理（Harry Harding）、奧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宋能費（Helmut Sonnenfeldt）、葛利班（Banning Garret）葛來儀（Bonnie Glaser）夫婦、崔普烈、林中斌。前八位皆為一時之選，本人是例外。可是編輯偏愛本人的觀點因而置於諸篇之首，也建議我和理念相近的崔普烈一聚。這是我們友誼的開始。．勞改的先知1960 年代，冷戰依然緊繃。躲在「竹幕」之後的中共讓不少美國學者有天真的憧憬。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泰斗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就認為毛澤東是追求理想的改革者。當時，崔普烈已經注意到中共政權的殘暴。1966-68 年，崔普烈是在台美軍技術群（U.S. Army Technical Group）中最年輕的研究員。他挑了個沒人要的題目進行探討：「成都軍區和其以西的地帶」，於是發現了大陸的勞改營（註 1）。那時文革武鬥正盛。他不時去香港負責檢驗沖上岸的屍體，看有無攜帶重要文件（註 2）。1989年6月血濺天安門。是年秋天，美國國會保守派領袖赫姆斯（Jesse Helms）參議員問崔普烈：「天安門屠殺時沒死的青年去哪兒啦？」「進了勞改營。那是1940年代蘇聯秘密警察（KGB）仿照古拉格（Gulag）幫中共設立的。不同之處是中共勞改營的奴工生產商品外銷，蘇聯的古拉格沒有。」在1990年 2 月國會聽證時，赫姆斯令副國務卿伊哥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幾乎下不了台。伊致力於維護與北京良好關係。他在天安門事件不久之後，即密訪北京與中共領導人舉杯言好。沒想到被中共拍照發表，一時美國輿論譁然。赫姆斯針對大陸奴工和武器擴散的爭議，向伊尖銳的提出的一連串令其窘迫卻無法立即回答的問題。而準備問題的就是崔普烈（註 3）。從1985年到1993年，崔普烈以參院外交委員會首席法律顧問的身分協助赫姆斯。自1994至今，崔擔任班內德（Robert Bennet）參議員的法律顧問，也幫過普來斯勒（Larry Pressler）參議員。班內德來自猶他州，普來斯勒來自南達柯達州，兩位皆屬共和黨，一向友我。崔普烈的歷練廣泛，包括軍、政、商、法各界。他擁有政治與法律學位（JD-University of Maryland, LLM-Georgetown University），曾服務過陸軍（打過越戰），最高法院，擔任過雷根時代商務部的官員（Deputy Assistan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for East-West）。他的言論常出現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重要媒體。另一位作者丁伯雷（Edward Timperlake）的經歷也是可圈可點。丁伯雷於1969年自美國海軍官校畢業。駕駛過航空母艦上起降的幽靈式戰鬥機（F4 Phantoms）。在康乃爾大學獲企管碩士之後去五角大廈負責武器發展。擔任過布希總統的國防部退伍軍人事務助理部長。後來在國會的法規委員會服務至1998年。以上簡介了本書作者。但要了解本書的價值，我們需要從時間和空間上鳥瞰美國對華的政策。．三大國家利益記得在美國求學時，一位女同學向我抱怨她的男友對她不專情：「彼德對我就像華府的外交政策一樣。」英、法、德有歷史傳承，他們的外交因此深沉而穩定。美國或許因為歷史傳承短淺，其外交因此有欠深沉並缺乏穩定。尤其是美國對華（包括對台北和北京）政策，一直在擺動中前進。1995 年 6 月李登輝總統訪美時，美國親台北遠北京的對華政策走到了頂點，之後便開始回擺。而1998年6～7月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訪大陸時發表「三不政策」（註 4），華府親北京遠台北的政策也走到了頂點。之後，中共和美國關係開始惡化。「獻金案」、「間諜案」、「寇克斯報告」（The Cox Report,1999/2 & 1999/5）以及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1999/5/7），類此事件層出不窮。兩國之前在1997年10月成立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反而成了政論家諷刺的對象：「倘若戰略夥伴如此，還需要戰略敵人嗎？」可是，1999年9月柯江在紐西蘭見面之後，雙方關係又開始舒緩。軍事交流恢復，美艦可再度訪問香港，曾一度冷卻的中共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談判又再升溫。是否雙邊關係的惡化就此迴轉，尚有待觀察。但是，美國對華政策在擺動中前進的走法，在目前的國際架構下，恐怕很難避免。美國對華政策擺動原因有二：第一、美國國家利益之間的拉扯。第二、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族群之間的較勁。美國三大國家利益是民主人權（註 5）、戰略安全、經濟貿易。三者性質不同，三者之間不無矛盾。華府自然不能永遠完善的顧全它們。有時華府認為：為了民主人權支持台灣有損美國在大陸的商機，而且也有損中共與美國在全球安全（如禁武維和等）上的合作。有時華府認為為了商機過分遷就中共（如銷售超級電腦）反而有損美國的長遠的國防安全，也有違美國立國的民主自由精神（漠視中共迫害人權）。何況，每次總統大選，討好「天安門劊子手」的執政黨一定會受攻擊，甚至選輸下臺。因此華府不斷的調整其外交路線，以維持三大國家利益間的動態平衡。其結果是，美國長遠的對華政策在基本大方向上反而維持不變。．六大政策族群近年來，美國對華政策受到國內六組族群的影響。其中三組比較倚重北京，他們是美國政府、學者精英、跨國企業。另外三組比較批判北京，包括美國國會、美國媒體、民間團體。兩邊之間像拔河般不斷的你來我往有進有退。如果只觀察部分我們喜歡的族群，我們便會一廂情願的誤判美國對華政策之走向。舉例說，如果我們只著眼美國國會和媒體，在 1995 年 6 月李登輝總統訪美時，我們便會誤以為華府政策從此對台灣一片大好。如果我們只著眼美國政府與學者精英，在 1998 年 6～7 月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訪大陸發表「三不政策」時，我們便會誤以為華府政策從此對台灣一片大壞。當然,持這兩種看法的人，如果有的話，不可否認的，都錯了。我們先看倚重北京的三組。一、美國政府：這組是指不包括美國國會以及各級法院的美國行政部門。其中最主要的單位是白宮的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相當於別國外交部的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和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近來美國國安會及國務院比較多從北京角度看事情。原因為： 1. 他們的成員缺乏有台灣經驗的人；2. 他們重視中共，因為中共的國際影響力一再上升，而它原來的條件也不容忽視：如地大、人多、擁有核武等；3. 他們之中許多的職業外交官員，在養成教育中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偏向中共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之友及門徒）。美國國防部稍不同於國安會和國務院，比較重視解放軍將來對美國及盟邦的軍事威脅。即使國防部略有不同的意見，整體來說，美國政府採取的仍是與中共交往的政策。二、學者精英：這組包括主流派「中國通」、國際戰略家、非主流派「中國通」。主流派「中國通」倚重北京因為：1. 他們養成教育受偏中共學者（費正清之友及門徒）之影響；2. 他們研究的對象重大陸輕台灣，因此較多接觸北京的說法；3. 他們顧忌北京不發簽證而終止其學術生命，在批評大陸上可能無形中自我設限。國際戰略家主要指一度掌管全球事務而已退休的美國官員，例如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前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等。他們熱中對華事務，或許是為了追求事業第二春，或許是為了促進東亞穩定及世界和平。他們倚重北京，或許因為大陸有商機可發展，或許因為他們認為大陸的國際份量超過台灣。非主流派「中國通」典型的代表有前駐北京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學者西格爾（Gerald Segal）等。他們敢批判北京，敢支持台北，常得不到北京的簽證。他們人數少，常被主流派「中國通」及國際戰略家排擠：受謠言中傷（李潔明）、不能升等（林蔚Arthur Waldron）、被解僱（孟儒Ross Munro）（註6）。三、跨國企業：美國商人憧憬大陸市場的潛力由來已久。雖然浪漫的期望至今尚未落實成金錢利潤（註 7），但是美國的國際大公司依然熱心地自動為北京在華府作說客（註 8）。他們聘請了許多退休的美國官員作董事長或總裁，以擅用前官員的國內及國際的人際關係。這些前官員的立場也隨之偏向大陸。前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在 1982 年卸任後擔任聯合科技（United Technologies）的董事長，常跑北京，就是個典型的案例。雖然直至 1990 年末期，台灣自美國的進口金額仍然超過大陸自美國的進口金額，美國的跨國企業在兩岸之間偏向大陸的立場仍然未變。．制約北京我們再看批判北京的三組。四、美國國會：美國國會傾向批判北京，近年來尤其如此。原因有三。第一，行政與立法間的制衡。根據美國開國元勳的設計，國會原本就是要制衡以總統為首的行政體系。而近二十年來，美國行政體系愈來愈重視中共的影響力與潛力。國會自然要檢討此倚重北京的政策傾向。第二，政黨較勁。1994 年底的中期選舉之後，共和黨掌控參眾兩院，而與民主黨總統柯林頓分庭抗禮。有人說，歷來共和黨議員如此厭惡一位民主黨總統的極為少見。第三，民意的反映。國會比政府更接近人民，所以更能反映美國草根大眾的想法。大多數美國人民不喜歡中共。根據 1998 及 1999 的民調，有 60% 左右的美國人民不認為中共友善。1998 年 6、7 月柯林頓訪大陸與江澤民見面。但這兩國的盛事也並沒有改善太多美國人民對中共的觀感：高峰會之後，沒好感的美國人民（47%）仍然超過有好感的人（44%），比起會前（51%：39%）改善不多。雖然柯林頓總統整體的政策受大多數的美國人民支持（60%左右），但在 1997 和 1998 支持他中國政策的不過 35～37% 。五、美國媒體：在 1979 年鄧小平開放大陸之前，外國人去大陸頗受限制。美國媒體對中共有隔霧看花的浪漫想像。之後，西方記者目睹大陸現實，開始反思與懷疑。1989 天安門事件粉碎了美國媒體對中共剩餘的好感。其實，美國媒體一直準備原諒北京，只要它的領導人說：「對不起我錯了」就可以。然而北京至今尚未平反天安門，怎能向國際認錯？於是美國媒體「由愛轉恨」，不斷的撻伐中共。媒體上重量級的評論家批判北京更是不遺餘力（如William Safire、Jim Hoagland、Charles Krauthammer等）。雖然他們的文章欠缺中國事務的專業，但是他們的筆鋒銳利，文字精悍，說服力強，影響面廣。六、民間團體：美國民間不少關切對華政策的團體。他們多半批判北京，各有其原因(宗教團體反對北京肇因於中共的無神論)。在1990年代後期，美國宗教團體捲入了對華政策的辯論，這是史無前例的（註 9）。* 勞工組織反對北京，因為中共用奴工賺外匯，排擠了美國勞工的就業機會。* 環保團體反對北京起因於中共巨量燒煤污染大氣又破壞森林。* 人權團體反對北京因為中共不斷迫害異議份子。* 學生團體反對北京因為它在天安門屠殺學生。* 影藝人士反對北京因為被中共迫害的達賴喇嘛感化了不少好萊塢的大明星（註 10）。達賴門徒愈來愈多的好萊塢近年拍了許多有關西藏和中國大陸的「反共」電影，都虧本，但是仍然再拍。這是好萊塢前所未有的事。* 退伍軍人反對北京因為他們一向反共。以上各民間團體，有的屬保守派（如天主教團體、退伍軍人），有的屬自由派（如勞工團體、人權團體、影藝人士）。在反北京的立場上，他們大聯合。這也是史無前例的（註11）。．友人的警音崔普烈是「華府最死纏不放、反對中共的強硬派。......他精嫻立法技術，知道如何在龐大、繁複的授權法案中附加條款，使得國務院或國防部必須針對中共輸出危險武器施以懲罰。......他懂得爭取保守派共和黨議員，也極力交好自由派民主黨議員。1990 年代兩黨議員同仇敵愾，強硬對付中共，他幕後的貢獻不容抹殺。」（註 12）以上是另一本暢銷書轉向的作者也是洛杉磯時報名記者孟捷慕（Jim Mann）對崔普烈的評價。紐約時報記者邰培德（Patrick Tyler）在他新書長城（A Great Wall）也有一段精采的描述：「1990 年秋，赫姆斯參議員的助理崔普烈成功的在 1991 年的國防授權法案上附加了自動制裁中共擴散飛彈的條款。在通常情形下，布希總統一定會否決這類企圖。但是，這項法案也包含了沙漠風暴計劃（Operation Desert Storm）的經費，如果白宮動用否決權，便會耽擱美國發動對伊拉克的攻擊。（註13）」在一次國際會議裡，有位美國重要學者的發言令我難忘。他說：「在對付北京方面，我們努力解決問題。有些人卻在製造問題，像崔普烈就是其中一位。」當然，崔普烈並不在場。買通白宮雖然榮列紐約時報的暢銷書，但是倚重北京的政策族群對此書批判有加。遭受同樣命運的還有：白禮博及孟儒的《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Knopf, 1997）；《葛茲的背叛》（Bill Gertz, Betrayal: How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Undermined American Security. Regnery, 1999）；《寇克斯報告》（The Cox Report）。崔普烈和丁伯雷在1999年10月剛出版的《赤龍崛起》（Red Dragon Rising：Communist China^s Military Threat to America. Regnery, 1999）恐怕也不免受到圍剿。本書探討中共解放軍和白宮曖昧的牽連，與我們隔了個太平洋，似乎很遠。但書中所及卻關係我國的安全及生存。正如作者們在結論中所說的：「我們在世界各地有許多友人......如臺灣......非常倚重美國的軍事裝備。如果美國在一、兩個領域失去技術優勢，可能不致於立即有災禍。......至於我們的友人及盟邦，若是失去空對空作戰之優勢，可能就是亡國！」對一個為主流中國通所排斥的主題，本書作了深入的剖析。結論中有張圖，清楚的描述十二條解放軍「買通白宮」的道路，尤其有震撼力。這張圖其實縮寫了 1996 年以來北京對美工作的新方針和成就。北京的新方針是花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去影響美國的政策族群。1996 年以前，北京以為美國政府可以像中共領導一般的說了算數。1996 年以後，北京覺醒了，開始向本來就倚重北京的美國學者精英、跨國企業下工夫，也開始向批判北京的美國國會、民間團體遊說。從 1997 年秋之後，台北面臨挑戰已浮現了。展望跨世紀兩岸三邊的關係，此書提供了寶貴的資訊和看法，作我們因應的參考。公元 2000 年將逢美國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爭議性高的美國對華政策很可能炒熱成選戰的主題之一。時報出版公司選中此書在此時出版，眼光獨到。歷史的脈動，未來的前奏，交會在本書。我相信讀者看完後，會像我一樣，絕不失望。（1999.11.6完稿於台北）註釋1. James Mann（孟捷慕）,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轉向）. Knopf, 1999. p.2412. Mann（孟捷慕）, About Face. p.245。3. 電訪崔普烈1999.10.25。4. 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1998年6月29日在上海說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也不支持台灣參加以主權國家為會員的國際組織。5. 嚴格說，「民主人權」是價值（values）而非利益（interests）。價值屬於理想，利益屬於現實。寬鬆的說，「民主人權」也是利益。因為，美國轉化獨裁專權國家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是對美國有利的。它可給美國更多的商機，更少的安全威脅。何況，每次美國總統大選前，反對黨都會批評執政黨討好獨裁專權國家，或忽略自由民主國家。6. 孟儒於出版《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之後被外交政策研究院（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解聘。而海格是研究院董事之一。David Shambaugh, "The Dragon vs. Uncle Sa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7.6.12, p.62.7. 在1998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平均一周有1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