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懷疑，台灣為何需要一本關於中國紀錄片工作者的書。其實，紀錄片工作者透過作品記錄一個社會的各種面貌。社會愈開放，紀錄片就愈能反映社會的現實，猶如社會的一面鏡子，同時也是外人窺見這個社會的一面窗子。中國紀錄片工作者在九○年代崛起。透過他們的作品，我們因而了解中國社會在九○年代的現實狀況。這對跨入新世紀的台灣政府與民眾都是十分重要的。由於長期的隔閡與政治的敵對，海峽兩岸的人民彼此互不了解，敵意因此難消。唯有經由了解，進而相互接觸、互相包容，才能搭起友誼的橋樑，化解彼此的隔閡與敵意。而紀錄片，無疑能扮演這樣一種促進了解的角色。也因此，了解中國紀錄片工作者及其作品成為當今一項切合台灣社會需要的工作。 ──李道明
我現在還記得去年秋天的一個白天，王慰慈那麼一個外表極像女教師的女士(實際她的身分之一就是教師)，風塵僕僕走進我家。身上長槍短棒地掛滿了數碼攝像機、麥克風、三腳架等各式裝備，感覺像個空降兵。經過二十分鐘的交談以後，我對面前這個女教師模樣的人肅然起敬，原因是我知道了她用過幾年的時間，在台灣以巡迴的方式，為普通民眾做紀錄片的推廣工作。這樣一種類似在火車下面鋪枕木的基礎活計，放在熱中於充當站在火車頭前面、振臂高呼的菁英角色的大陸，是難得有人願意親身而為的。 ──吳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