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年九月，教育部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經過了激烈的爭辯和爭論，研習、座談，試教和試辦，終於在九十年八月，自國小一年級開始實施，並預計於四年內國中小全面實施。一路走來，全民關心，許多人更付出了心力，十分辛苦，令人敬佩。
但是在後現代性別籠罩的台灣社會，九年一貫課程從一誕生就認定了它乖舛和悲慘的命運。首先，民國八十二、三年公布國民小學、中學課程標準，剛於八十五、六年起分別實施，在新課程實施才剛兩年，才實施到國小二年級，就迫不及待的重起爐灶，誕生時間詭異；第二，後現代消費主義要求效率和速度結合，一套嶄新約九年一貫課程不到兩年就打造完成，概念尚未澄清就迫不及待的實施，決策難免疏漏，品質令人擔憂；第三，社會賢達和民間團體掌控了課程決策權，課程學者、學科專家等被拒於決策門之外，導致新課程在理論上、概念上的拙劣，能力指標和統整課程、學校本位並列，行為主義和進步主義共生，概念斷裂，理論斷層；第四，經由各科勢力的競逐和爭奪，新課程處處顯現了妥協的痕跡：七大學習領域時分時合，為什麼「七大」？誰是「七大」？強調課程統整，又冒出六大議題，為什麼「六大」？誰又是「六大」？第五，「快樂學習」、「創新教學」成為時髦的名詞，教學總時數減少了，語文、數學、自然等課程減少；生活、綜合活動、彈性學習增加了。這並不是不好，它是否受遊戲式的、節慶式的後現代影像文化的影響，或依據什麼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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