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旨在探討近代中國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三位啟蒙思想家：章太炎、梁啟超，與胡適，如何將十八世紀的知識領袖「戴震」，轉化成一個近代的文化生產場域，並產生了我們這一時代的重要知識論述。
戴震是在儒學內部最早發現「以理殺人」的思想家，從而成為五四反傳統肯定個人欲望、權利的先驅者；但另一方面戴震又是乾嘉考據學代表人物。當他窮畢生精力考證經典時，西方已開始科學革命，知識體系迅速現代化。而一般認為，乾嘉之學的興起，使清代學術陷於遠離自然和社會的瑣碎考證，無疑對中國近代知識的形成具有負面的作用。戴震集啟蒙先驅和考據經師於一身，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使得某些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將戴震的考證和他的義理觀互相隔裂開來。這樣一來，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現代化，似乎就和清代思想沒有甚麼關係；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便完全被視為一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本書旨在探討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與清代思想主流考證學間的關係。它主要在思考：在激烈地批判與甚至是否定傳統的過程中，近代中國就知識與思想發展的角度而言，經過了什麼樣的歷程而有了今天的風貌。「轉型期中國」(1895-1925)的代表性思想家章太炎、梁啟超，與胡適，在他們以「啟蒙」的旗號對傳統做激烈攻擊的過程中，是如何透過對清代知識主流考證學的反省，來詮釋並轉化那個被詛咒、污名化的「傳統」??尤其是儒學傳統，並進一步地使它與自西方引進、具有威望的所謂「科學知識」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