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作者自序——《犬儒病－－當代中國精神危機》序言
我被稱作“持不同政見者”，算來也有二十四五年了。我並不拒絕這個稱謂。不過我總覺得這個稱謂有些不對勁：有“持不同政見者”，難道還有“無不同政見者”嗎？在今日中國，還有誰能夠無不同政見呢？
其實，在中共專制制度下，“持不同政見”的反面不是“無不同政見”，而是“無政見”。道理很簡單：只要你有自己的政見，你就不可能時時處處都“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你勢必會在這個問題上或那個問題上持有不同政見。中共不但規定對各種重大政治問題的唯一正確答案，它還朝令夕改，翻雲覆雨，反復多變，美其名曰“與時俱進”。正像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說：極權統治者“雖然控制思想，但它並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只要對自己的政治觀點抱嚴肅態度，他就不可能無不同政見。如果你一定要避免不同政見之名，唯一的辦法就是壓根不要有自己的政見，至少是不要公開發表自己的政見。
由此可見，“持不同政見者”這種稱謂很不確切，因為中國並不存在與之對應的“無不同政見者”。在中國，不存在“持不同政見”與“無不同政見”之分，只存在“有政見”與“無政見”之分；只存在公開講出自己政見與不公開講出自己政見之分。被稱作“持不同政見者”的我們，無非是堅持對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見解並且公開講出來而已。
在兩年前紐約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一位學者宣讀了他在國內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民眾對中國政府是信任的、支援的。中國政府獲得的民意支援度比美國政府要高得多（？！）。這位學者向聽眾介紹了他進行調查的技術與方法，用以說明他的調查是科學的，符合規範的，因而其結果是可信的。我當時就對他說：“可惜的是，中國政府自己不會相信你的調查結果。否則，它何必對不同政見視若洪水猛獸呢？”
問題就在這裏。中共當局比誰都清楚，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絕非他們對外宣傳所說的只是區區“一小撮”，在我們身後有沈默的大多數。中共知道，我們的政見具有潛在的強大傳染性；如果任其自由擴散，必將引起廣泛而深刻的共鳴。對專制統治者來說，最危險的還不在於我們的這種思想或那種思想，而在於決不向權力臣服的思想本身。
如果說，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那麼，語言便是無權者的權力。
我被稱作“持不同政見者”，算來也有二十四五年了。我並不拒絕這個稱謂。不過我總覺得這個稱謂有些不對勁：有“持不同政見者”，難道還有“無不同政見者”嗎？在今日中國，還有誰能夠無不同政見呢？
其實，在中共專制制度下，“持不同政見”的反面不是“無不同政見”，而是“無政見”。道理很簡單：只要你有自己的政見，你就不可能時時處處都“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你勢必會在這個問題上或那個問題上持有不同政見。中共不但規定對各種重大政治問題的唯一正確答案，它還朝令夕改，翻雲覆雨，反復多變，美其名曰“與時俱進”。正像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說：極權統治者“雖然控制思想，但它並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只要對自己的政治觀點抱嚴肅態度，他就不可能無不同政見。如果你一定要避免不同政見之名，唯一的辦法就是壓根不要有自己的政見，至少是不要公開發表自己的政見。
由此可見，“持不同政見者”這種稱謂很不確切，因為中國並不存在與之對應的“無不同政見者”。在中國，不存在“持不同政見”與“無不同政見”之分，只存在“有政見”與“無政見”之分；只存在公開講出自己政見與不公開講出自己政見之分。被稱作“持不同政見者”的我們，無非是堅持對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見解並且公開講出來而已。
在兩年前紐約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一位學者宣讀了他在國內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民眾對中國政府是信任的、支援的。中國政府獲得的民意支援度比美國政府要高得多（？！）。這位學者向聽眾介紹了他進行調查的技術與方法，用以說明他的調查是科學的，符合規範的，因而其結果是可信的。我當時就對他說：“可惜的是，中國政府自己不會相信你的調查結果。否則，它何必對不同政見視若洪水猛獸呢？”
問題就在這裏。中共當局比誰都清楚，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絕非他們對外宣傳所說的只是區區“一小撮”，在我們身後有沈默的大多數。中共知道，我們的政見具有潛在的強大傳染性；如果任其自由擴散，必將引起廣泛而深刻的共鳴。對專制統治者來說，最危險的還不在於我們的這種思想或那種思想，而在於決不向權力臣服的思想本身。
如果說，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那麼，語言便是無權者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