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1890--1969)字鶴壽,江西修水人。幼承家學,就讀於上海復旦公學,後由公費資送赴日,又遊學歐美。博通多國的語言文字,以外文資料與中土舊籍相參證,多所創獲。民國十五年學成回國,應清華學校之聘,為國學研究院導師,與梁啟超、王國維齊名。...
「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這是陳寅恪先生一九二七年為紀念王國維逝世而寫的詩句，我想用它來指代我們對陳寅恪那一代人的懷念與敬意。自然，我們這一代絕沒有資格說什麼「私誼」，但在內心深處，當永遠有對他們之懷念與景仰之情的—只因為今天的時代幾乎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或者說即使有了大師也不知理解與珍惜的時代。
郁達夫當年為紀念魯迅逝世寫過這樣充滿沉痛的話：「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郁達夫的話是否已經過時，自然可以討論，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試驗：看看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知道陳寅恪是誰、王國維投水自盡是哪一天以及是否知道今年是魯迅逝世七十周年，我想那結果會令人失望罷。
因此，作為一個在高校任教的教師，我常常感到自己沒有盡到責任。儘管對於「超女」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我能給予最大限度的理解甚至支援，但從青年學子那?得到的回報卻常常少得可憐—他們並不因為上一輩的寬容而就表示出對那些在他們看來已經「過時」之人物的興趣：在他們眼?，陳寅恪乃至魯迅等遠不如周杰倫更有吸引力。
是他們錯了，還是我已過時？所謂的代溝難道根本無法消除？
於是，我常常想：面對這樣的現實，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在真正絕望之前，是否還有必要再做點什麼？這，也許就是這部書稿問世的動機，—但願還會有一些青少年來讀它，並藉此喚起他們對上個世紀中國文化史上那些堪稱大師級人物的興趣。倘如是，余願足矣。
十幾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有幸走近陳寅恪，並最終把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定為「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作為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這個題目似乎有越界之嫌。不過我的導師王鐵仙先生並沒有因此讓我更換題目，而是給予了熱情的支持，並在我寫作過程中多次給予關鍵性的指導。我當年的碩士導師—山東師範大學的張蕾先生，也非常贊同我從事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研究。我更不會忘記，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著名學者錢谷融先生作為答辯委員會主席，給予我的熱情鼓勵和肯定。答辯委員會其他各位先生：范伯群、朱東霖、吳中傑、潘旭瀾、殷國明、姚春樹、王鐵仙等，也都出於對後進的關懷和鼓勵，對論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一致同意我通過答辯。對此，我當永遠銘記在心。諸位先生的關懷，一直激勵我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儘管限於個人才力不逮，走得相當艱難。
現在呈現給讀者的，就是繼《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之後，又一部關於陳寅恪學術思想以及陳寅恪與其同時代人關係的專著，算是我這些年來有關研究的一個總結。需要說明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不少學術界前輩給予了熱心的鼓勵與指導，同時也從不少學術界同行那?得到很多啟示與教益。對此除在注釋和參考文獻中一一注明外，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此外，在寫作方式上，為了做到儘量通俗易懂，在內容和表述方面也進行了一些嘗試，但願還不算是失敗。
「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這是陳寅恪先生一九二七年為紀念王國維逝世而寫的詩句，我想用它來指代我們對陳寅恪那一代人的懷念與敬意。自然，我們這一代絕沒有資格說什麼「私誼」，但在內心深處，當永遠有對他們之懷念與景仰之情的—只因為今天的時代幾乎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或者說即使有了大師也不知理解與珍惜的時代。
郁達夫當年為紀念魯迅逝世寫過這樣充滿沉痛的話：「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郁達夫的話是否已經過時，自然可以討論，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試驗：看看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知道陳寅恪是誰、王國維投水自盡是哪一天以及是否知道今年是魯迅逝世七十周年，我想那結果會令人失望罷。
因此，作為一個在高校任教的教師，我常常感到自己沒有盡到責任。儘管對於「超女」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我能給予最大限度的理解甚至支援，但從青年學子那?得到的回報卻常常少得可憐—他們並不因為上一輩的寬容而就表示出對那些在他們看來已經「過時」之人物的興趣：在他們眼?，陳寅恪乃至魯迅等遠不如周杰倫更有吸引力。
是他們錯了，還是我已過時？所謂的代溝難道根本無法消除？
於是，我常常想：面對這樣的現實，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在真正絕望之前，是否還有必要再做點什麼？這，也許就是這部書稿問世的動機，—但願還會有一些青少年來讀它，並藉此喚起他們對上個世紀中國文化史上那些堪稱大師級人物的興趣。倘如是，余願足矣。
十幾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有幸走近陳寅恪，並最終把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定為「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作為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這個題目似乎有越界之嫌。不過我的導師王鐵仙先生並沒有因此讓我更換題目，而是給予了熱情的支持，並在我寫作過程中多次給予關鍵性的指導。我當年的碩士導師—山東師範大學的張蕾先生，也非常贊同我從事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研究。我更不會忘記，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著名學者錢谷融先生作為答辯委員會主席，給予我的熱情鼓勵和肯定。答辯委員會其他各位先生：范伯群、朱東霖、吳中傑、潘旭瀾、殷國明、姚春樹、王鐵仙等，也都出於對後進的關懷和鼓勵，對論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一致同意我通過答辯。對此，我當永遠銘記在心。諸位先生的關懷，一直激勵我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儘管限於個人才力不逮，走得相當艱難。
現在呈現給讀者的，就是繼《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之後，又一部關於陳寅恪學術思想以及陳寅恪與其同時代人關係的專著，算是我這些年來有關研究的一個總結。需要說明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不少學術界前輩給予了熱心的鼓勵與指導，同時也從不少學術界同行那?得到很多啟示與教益。對此除在注釋和參考文獻中一一注明外，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此外，在寫作方式上，為了做到儘量通俗易懂，在內容和表述方面也進行了一些嘗試，但願還不算是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