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學科的建構，至今不過百年，但其間所遭遇之種種質疑，恐怕是中國現代學術建立過程中最為特別的一環。中國有哲學嗎？如果有，何以孔孟老莊乃至於程朱陸王所呈現的哲學會迥異於笛卡兒、斯賓諾沙、萊布尼茲、康德、黑格爾等西方哲學的風格？吾人基於何種標準而稱之以哲學？而中國哲學的特質又何在？如果沒有，中國哲學豈不如人哉？中國哲學又將如何自處？又該何以名之？
中國哲學史的建構可說肇始於日人「支那哲學史」，而日人「支那哲學史」的構想亦是仿自西方哲學史。要直到胡適、馮友蘭的作品問世之後，中國自身才有了具備近代意義的哲學史作品。在哲學引進中國之初，國人對於「哲學」之名義多半未能究其實，加上透過翻譯之後，哲學語詞的本義更不易如實掌握。於是，看似雖有西方哲學之形，但實際上的理解卻又不盡然是那麼一回事，這不由得讓人聯想起《周禮．冬官考工記》的一句話：「橘踰淮而北為枳。」《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也載：「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水土異也。」莫非哲學亦有橘枳之辨？則哲學之分中西，豈亦水土使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