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中國大陸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一場史無先例的浩劫,它的發生絕非偶然。這以前,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5年批判胡風,1957年反右派,1958年提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1959年廬山會議,1964年開展“四清”運動,可說運動一個接一個,連綿不斷,而且規模越來越大,調門越來越高,手段越來越凶,後果越來越嚴重。毛澤東個人專斷不斷升級,主觀主義惡性發展,使整個國家走上一條違反客觀發展規律的危險道路。
尤為嚴重的是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毛澤東採用“引蛇出洞”的“陽謀”,使全國九分之一的知識分子(55萬以上)被劃為“右派分子”,傷害了大批敢於說真話的正直人士,許多“右派分子”被遣送北大荒、新疆、西北各地農場勞動改造,有的在原單位受盡迫害,有的被投入監獄,有的因不堪凌辱自殺身亡,有的被折磨致死。
1958年毛澤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鼓吹“大躍進”。首先在農業上提出“大躍進”目標,荒謬地宣傳“高產衛星”,進而實行“人民公社”;工業上制定高指標,“超英趕美”,全民煉鋼;文化、教育、衛生等領域也掀起“全民大辦”浪潮。結果,在“三面紅旗”指引下,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泛濫成災,經濟比例失調,生產嚴重滑坡,整個國家處於一片混亂之中。 1959年夏召開廬山會議。會上,彭德懷致函毛澤東,對大躍進坦率陳述個人意見,希望總結經驗教訓,明辨是非。結果觸怒毛澤東,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定為“反黨集團”。會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在全黨開展“反右傾”鬥爭,結果,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壞,大批黨內外人士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共產”風愈颳愈烈,整個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境,人為地造成全國大饑荒。
1962年初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發言使毛澤東不悅,從此被毛記恨在心,成為“修正主義者”,“文革”中更被斥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含冤慘死。毛並認為“敵情”日益嚴重,必須狠抓階級鬥爭。1964年他試圖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即“四清”運動)來達到目的,但未能如願。最後於1966年決定採取更為激烈的鬥爭形式,也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尤為嚴重的是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毛澤東採用“引蛇出洞”的“陽謀”,使全國九分之一的知識分子(55萬以上)被劃為“右派分子”,傷害了大批敢於說真話的正直人士,許多“右派分子”被遣送北大荒、新疆、西北各地農場勞動改造,有的在原單位受盡迫害,有的被投入監獄,有的因不堪凌辱自殺身亡,有的被折磨致死。
1958年毛澤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鼓吹“大躍進”。首先在農業上提出“大躍進”目標,荒謬地宣傳“高產衛星”,進而實行“人民公社”;工業上制定高指標,“超英趕美”,全民煉鋼;文化、教育、衛生等領域也掀起“全民大辦”浪潮。結果,在“三面紅旗”指引下,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泛濫成災,經濟比例失調,生產嚴重滑坡,整個國家處於一片混亂之中。 1959年夏召開廬山會議。會上,彭德懷致函毛澤東,對大躍進坦率陳述個人意見,希望總結經驗教訓,明辨是非。結果觸怒毛澤東,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定為“反黨集團”。會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在全黨開展“反右傾”鬥爭,結果,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壞,大批黨內外人士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共產”風愈颳愈烈,整個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境,人為地造成全國大饑荒。
1962年初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發言使毛澤東不悅,從此被毛記恨在心,成為“修正主義者”,“文革”中更被斥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含冤慘死。毛並認為“敵情”日益嚴重,必須狠抓階級鬥爭。1964年他試圖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即“四清”運動)來達到目的,但未能如願。最後於1966年決定採取更為激烈的鬥爭形式,也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