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寫我們自己親歷的這場官司，總會比寫《中國農民調查》容易得多，不曾想，卻寫得一樣的艱苦，一樣的沉重，一樣的歷時三年。當然，寫完了之後，也才發現，只有馬克思的一句話，可以道出當時的輕鬆：「我說出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出版後，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是空前的。我們真的沒有想到，僅僅因為講了真話，將中國農民悲苦無奈的生存狀態和中國農村改革艱難的歷史如實寫出，就引起這樣大的震動。更沒想到的是，書的發行不到兩個月時間，對此書的宣傳就突然被「叫停」，並要求各地的書店將這本書立即「下架」。

真話遭到「封殺」，做假便有了市場，於是我們在書中批評到的一位官員，便以損害了他的名譽權為由，把我們告到了他所在城市的法院。

我們同樣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大陸所有的新聞部門都被告知，不准介入到這場官司中，這就意味著，作為「社會公器」的傳媒，也不能再對這一案件進行正常的輿論監督，所有關心我們的讀者也被剝奪了依法享有的知情權。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所有傳媒的一次集體失語。由此，這個本來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名譽權糾紛案，便迅速演變成了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及其作者的政治審判。　

《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記錄的正是我們自出版了《中國農民調查》之後五年來的坎坷經歷，以及遭遇到的一場荒唐而又惡劣的官司。

原以為，寫我們自己親歷的這場官司，總會比寫《中國農民調查》容易得多，不曾想，卻寫得一樣的艱苦，一樣的沉重，一樣的歷時三年。當然，寫完了之後，也才發現，只有馬克思的一句話，可以道出當時的輕鬆：「我說出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如果說，《中國農民調查》是在為九億農民講真話，那麼，《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則是在為自己伸張正義。這在有著言論自由，有著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讀者看來，也許有些不可思議，但我們這五年來的經歷，確實是置身其中的民主與法制狀況的一個樣本。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當今改革的核心問題已不是經濟，而是法治。我們甚至相信：《等待判決》的出版，對推動中國法治的進步是會有意義的。因為故事中的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著巨大的體制罅隙需要叩問，有著深刻的教訓值得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