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第一手的文本研究為主，深入進行丁若鏞（茶山，1762-1836）四書學的細部詮釋，及其整體理論架構的討論。為了使研究具有東亞的寬濶視野，除了將丁若鏞的四書詮釋與中國學者作對比研究外，亦以日本古學派伊藤仁齋（1627-1705）及荻生徂徠（1666-1728）的四書解釋作為對照，以突顯丁若鏞意見的特殊之處。
朱子四書學在東亞的轉折，可以明清交替為界。十七世紀後日本、朝鮮學者多有反朱子學的論述，丁若鏞的四書學在過去亦多被歸入反朱子學的陣營中。然而，本書經過研究後發現：丁若鏞雖然反對朱子的理氣架構，但並不反對其「人心、道心」的區分，對四書在儒學上的貢獻也大致遵從朱子的判斷。故其四書學不應被歸入「氣學」或「反朱子學」的陣營，而應以「後朱子學」立場視之。本書除了從理論型態上，論證丁若鏞四書學與朱子學及日本古學派的異同外，亦兼及丁若鏞對西學的受容情形、丁若鏞思想中的近代意識及其所形成的朝鮮中華主義等問題。
朱子四書學在東亞的轉折，可以明清交替為界。十七世紀後日本、朝鮮學者多有反朱子學的論述，丁若鏞的四書學在過去亦多被歸入反朱子學的陣營中。然而，本書經過研究後發現：丁若鏞雖然反對朱子的理氣架構，但並不反對其「人心、道心」的區分，對四書在儒學上的貢獻也大致遵從朱子的判斷。故其四書學不應被歸入「氣學」或「反朱子學」的陣營，而應以「後朱子學」立場視之。本書除了從理論型態上，論證丁若鏞四書學與朱子學及日本古學派的異同外，亦兼及丁若鏞對西學的受容情形、丁若鏞思想中的近代意識及其所形成的朝鮮中華主義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