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志人小說」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劉義慶門下文人雜採眾書編纂潤色而成。記載了自漢魏至東晉的遺聞軼事，描述士人比如「竹林七賢」的生活和思想，及統治階級的情況，反映了當時士族階層的思想言行和生活面貌。
導讀者湯一介教授指出身處於動盪的世代，當然是和有秩、和諧的「自然」相矛盾，因此七賢在「崇尚自然」的同時，對「名教」作了大力的批判。「恣情任性」為「七賢」的最重要的「風度」，表現在他們的性情、氣質、才華、格調等內在的精神面貌上；也表現在他們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等外在風貌上。「七賢風度」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種「風度」是魏晉的時代產物，也只能為「七賢」的特質性情、人格所造成。這種「風度」主要表現在他們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上，為人處事重要的是在於任憑自己內在性情，而不受外在「禮法」的條條框框的束縛，「恣情任性」正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種表現。
湯教授認為《世說新語》能以極細膩生動的細節，毫無顧忌地展現出漢末至晉宋間，社會的大變動所帶來的思想感情上的大解放，以及士大夫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所欣賞的生活方式，所執著的人生態度，所讚美的言談舉止等等。

恣情任性，得失不放心上
在阮籍、嵇康等來看，這樣的社會政治當然是和有秩、和諧的「自然」相矛盾，因此他們在「崇尚自然」的同時，對「名教」作了大力的批判。在他們看來，所謂「名教」是有違「天地之本」、「萬物之性」的，而「仁義務於理偽，非養直之要求，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生。」（在他們看來，那些偽君子把仁義的作為掩蓋虛偽的工具，並不是培養正直所要求的；所謂廉讓是因為產生了爭奪，這些都是違背自然的）這種人為的「名教」只會傷害人的本性，敗壞人們的德行，破壞人和自然的和諧關係。由此，嵇阮發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呼聲。
《世說新語‧任誕》「阮籍遭母喪」條，劉孝標注引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複言之于太祖，籍飲噉不輟。」何曾是崇尚「名教」的「禮法之士」，在晉文王清客座中，指責阮籍「恣情任性」，是傷風敗俗的人，現在忠臣賢相執政，一切都有條有理。阮籍聽著，不屑一顧，全不理會，照樣「神色自若」的不停地酣飲，表現著對何曾的蔑視。「恣情任性」正是「七賢」的最重要的「風度」。所謂「恣情任性」，即為人處事重要的是在於任憑自己內在性情，而不受外在「禮法」的條條框框的束縛，「恣情任性」正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種表現。嵇康有篇《釋私論》也討論到這個問題，他說：「夫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指內在的心意，不把外在是非得失上放在心上），而行不違乎道者也。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私，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真正可以被稱得上君子的人，內在的心性並不關注是非得失，可是他的行為是不違背大道（自然之道）。
 為什麼這樣說呢？神氣虛靜的人，他的心思不放在外在的是非得失之上（按：指不持著外在的東西，如名譽、地位、禮俗等等）；對於胸襟坦蕩的人來說，是非得失不會對自己的心性有什麼影響，那麼就可以超越名教的束縛，而按照自己的自然性情生活；情感不被外在的欲望所蒙蔽，那才能了解什麼是好、什麼是壞，才以對天地萬物有真正的體認。能夠通達天地萬物的實情，這樣就可以和「大道」（指宇宙本體）合而為一。真君子必須能超越虛偽的名教，任乎自然之真性情，因為外在的是非得失不關乎心性。因此說到君子，是以不把外在的事情（如名譽、地位、禮俗）放在心上，這才是根本，要把內心的真性情放在天地萬物上（指與宇宙為一體）。
小人總是隱瞞真實的情感，這是違背自然本性的。隱瞞自己的感情、念念不忘私利，是最壞的小人；不把外在的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一任真情，是君子所應實實在在作到的。君子應該不把外在的名譽、地位、禮法等等放在心上，而是一任真情的為人行事；要敢於把自己的自然本性顯露出來，不要顧及外在的是是非非，這樣一方面可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另一方面又可以達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自然」境界。 說明所謂「七賢風度」就是要把肆放人的自然性情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