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費爾為甚麼在自己所屬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動蕩時刻講「第一亞當」和「第二亞當」的事情?從其《倫理學》手稿來看,神學家朋霍費爾當時考慮的絕非單純的神學問題,但他思考民族-國家的倫理和命運問題,又須臾沒有離開基督神學的思路。回想從「五四運動」到今天,敝國教會的諸多神學家同樣在民族-國家的歷史動蕩時刻宣講上帝創世和基督臨世的大義,卻顯得以求適時、甚至穿鑿詭辯。對於漢語學界,《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仍不失開枳棘、靖噬毒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