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廢清道光末年（1850 年），迄民國建元（1912 年）六十二年間，內遭洪楊戰亂，外遇列強入侵，喪師蹙地，國脈幾絕。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嫉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淪胥，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沈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者，頗不乏人；而瑞安孫仲容詒讓先生，既精究考據，為有清一代樸學之殿；復推勘甲骨金石，開後世研究商卜周之風。
自漢武崇儒，經學大盛，因師法不同，今古有異，致雜說紛陳，熒惑滋甚。乾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理經術，各守家法，不相借。先生深嫉漢宋門戶之弊，以為欲綜兩者之長而通其區畛，莫如永嘉之學，乃博採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彌縫其闕，著《周禮正義》八十六卷，為清代新疏之翹楚。
兩漢以後，治教專一，學者或崇孔孟而抑墨氏。先生獨以墨氏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先生起清季存亡絕續之交，特主援墨入儒，成《墨子閒詁》十九卷，為後來治墨學者奠定基業。
乾、嘉以降，經術道盛。修學之儒，研斠篆籀輒取證於金文。先生以時人說字，率鑿空貤繆，金文逃義，又嘗慨獷秦燔書，古文湮廢，故展卷思誤，每滋疑懣；於是據薛、阮、吳三家之書，取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之例，發伏正讀，著《古籀拾遺》二卷。光緒癸卯，先生五十又六，目世變日亟，風尚趨新，政教之不競，學術亦隨之；遂以近得海豐吳子苾《古錄金文》，攬涉鉤稽，間獲新詮，又著《古籀餘論》三卷。爾時先生欣丹徒劉氏所拓《鐵雲藏龜》，以為真殷商文字；輒窮兩月之力，略事甄述，成《契文舉例》二卷，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尋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迨其後，先生復綜摭金文、龜甲文、石鼓文，以及貴州紅巖石刻，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其省變之原；會最比附，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著《名原》二卷。古文字之學至此益臻恢廓，而研究方法亦別開新紀元矣。
有清一代，樸學之隆，超軼唐、宋。王氏《雜志》、盧氏《拾補》、俞氏《平議》，其尤著者也。先生間嘗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嘗謂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違異。復以竹帛梨棗，鈔刊婁更；則有三代文字之通，秦篆漢隸之變遷，魏晉真草之輥淆，與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以及宋、元、明，校槧之羼改，實乃逵徑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先生乃將三十年覽涉所得，取秦、漢以逮齊、梁之故書雅記，凡七十餘家，按冊迻錄，申證厥誼，成《札迻》十二卷。其鉤深窮高，戛戛乎又出於王、盧、俞三家之上。又先生關心鄉邦文獻，累月經年，旁搜遠紹，考求先達著述；上斷唐、宋，下迄遜清，撮其大要，別其存佚，成《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列名者千三百餘家，可謂拾囊中之碎金，撥劫後之殘灰，功在地方目錄，不可沒也。
綜先生之所著述，方諸乾、嘉諸老，雖不云博，而精密通貫者倍之。經、子、小學、甲骨、金石、斠、目錄諸學，均能推陳出新，卓具創意。嗚呼！先生處海疆多故，國病民憊之秋，傷舊學之將淹，哀政教之凌遲；而中西新故之辯，復舛馳異趣，不勝譁聒，思欲奮書生報國之志，盡挽狂扶傾之責，捐資興學，輸財購路，並綜《周禮》之與西法合者，成《周禮政要》二卷；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能廢然反本。其通經濟世之胸襟，又可覘之於皓首窮經之外。志潔行廉，超今邁古，為當代士林之碩儒，啟後世學界之新運，所謂「巋然為有清三百年學術之殿」者，不亦宜乎。
自漢武崇儒，經學大盛，因師法不同，今古有異，致雜說紛陳，熒惑滋甚。乾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理經術，各守家法，不相借。先生深嫉漢宋門戶之弊，以為欲綜兩者之長而通其區畛，莫如永嘉之學，乃博採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彌縫其闕，著《周禮正義》八十六卷，為清代新疏之翹楚。
兩漢以後，治教專一，學者或崇孔孟而抑墨氏。先生獨以墨氏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先生起清季存亡絕續之交，特主援墨入儒，成《墨子閒詁》十九卷，為後來治墨學者奠定基業。
乾、嘉以降，經術道盛。修學之儒，研斠篆籀輒取證於金文。先生以時人說字，率鑿空貤繆，金文逃義，又嘗慨獷秦燔書，古文湮廢，故展卷思誤，每滋疑懣；於是據薛、阮、吳三家之書，取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之例，發伏正讀，著《古籀拾遺》二卷。光緒癸卯，先生五十又六，目世變日亟，風尚趨新，政教之不競，學術亦隨之；遂以近得海豐吳子苾《古錄金文》，攬涉鉤稽，間獲新詮，又著《古籀餘論》三卷。爾時先生欣丹徒劉氏所拓《鐵雲藏龜》，以為真殷商文字；輒窮兩月之力，略事甄述，成《契文舉例》二卷，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尋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迨其後，先生復綜摭金文、龜甲文、石鼓文，以及貴州紅巖石刻，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其省變之原；會最比附，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著《名原》二卷。古文字之學至此益臻恢廓，而研究方法亦別開新紀元矣。
有清一代，樸學之隆，超軼唐、宋。王氏《雜志》、盧氏《拾補》、俞氏《平議》，其尤著者也。先生間嘗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嘗謂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違異。復以竹帛梨棗，鈔刊婁更；則有三代文字之通，秦篆漢隸之變遷，魏晉真草之輥淆，與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以及宋、元、明，校槧之羼改，實乃逵徑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先生乃將三十年覽涉所得，取秦、漢以逮齊、梁之故書雅記，凡七十餘家，按冊迻錄，申證厥誼，成《札迻》十二卷。其鉤深窮高，戛戛乎又出於王、盧、俞三家之上。又先生關心鄉邦文獻，累月經年，旁搜遠紹，考求先達著述；上斷唐、宋，下迄遜清，撮其大要，別其存佚，成《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列名者千三百餘家，可謂拾囊中之碎金，撥劫後之殘灰，功在地方目錄，不可沒也。
綜先生之所著述，方諸乾、嘉諸老，雖不云博，而精密通貫者倍之。經、子、小學、甲骨、金石、斠、目錄諸學，均能推陳出新，卓具創意。嗚呼！先生處海疆多故，國病民憊之秋，傷舊學之將淹，哀政教之凌遲；而中西新故之辯，復舛馳異趣，不勝譁聒，思欲奮書生報國之志，盡挽狂扶傾之責，捐資興學，輸財購路，並綜《周禮》之與西法合者，成《周禮政要》二卷；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能廢然反本。其通經濟世之胸襟，又可覘之於皓首窮經之外。志潔行廉，超今邁古，為當代士林之碩儒，啟後世學界之新運，所謂「巋然為有清三百年學術之殿」者，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