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荷塔．慕勒得獎作品

一部關於政治紀實文學不可忽視的作品。 ──德國《時代周刊》

一個真實的故事。

《呼吸鞦韆》描寫二戰後1945到49年蘇聯勞改營裡一群德裔羅馬尼亞人的故事。

他們被送到了勞改營，替希特勒的德軍贖罪，幫俄國做戰後重建，成為二次大戰後時代的犧牲者。在勞改營中，隨時都可能發生逮捕、酷刑和謀殺，恐怖的陰影彌漫在日常生活中。尤其還有時時刻刻的飢餓狀態，無處可躲。荷塔．慕勒以一種獨特間且帶有詩意的方式，將這種窒息的恐怖感在作品中表達出來。

慕勒對在蘇聯的放逐生活有細緻的描述和刻畫。當時被抓捕的人們，包含所有17至45歲的羅馬尼亞籍德國人，17歲的羅馬尼亞裔詩人奧斯卡．帕斯提歐爾（Oskar Pastior， 1927-2006）與慕勒的母親都在其中。慕勒的母親在極度的心理創傷下，絕口不談勞改營的事。被問急了會說不記得了……。所有其他村裡生還返鄉的人亦然。這段經歷籠罩著慕勒成長的村落。帕斯提歐爾卻是能夠描繪記憶。慕勒在一直想瞭解母親，並且想解開少年時期的納悶的情況下認識了帕斯提歐爾。

《呼吸鞦韆》的主角李歐就是奧斯卡‧帕斯提歐爾。他在羅馬尼亞被徵集，遣送到烏克蘭，做了五年的勞役，1950年重回家園。19年之後，離開了獨裁統治的羅馬尼亞，到了西柏林從事寫作。在寫作生涯中，帕斯提歐爾得過德國各種獎項，其中包括畢希納文學獎。帕斯提歐爾同意慕勒寫他的勞改營故事，也答應全力協助她。他們獲得羅貝特‧伯許基金會的贊助，2004年前往烏克蘭，造訪當年勞改營的舊址。之後兩人經常見面，帕斯提歐爾口述當年的生活片斷和人物；並且也親自撰寫，提供手稿。2005年兩人決定以共同作者的方式寫這本書。合作進行當中，帕斯提歐爾於2006年過世。經過年餘傷痛，慕勒最後還是在2009年3月把作品完成，也幸運榮獲諾貝爾獎。

慕勒的作品不是控訴，而是生動地描寫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專制政治的影響和控制。

注
奧斯卡‧帕斯提歐爾（Oskar Pastior，1927-2006），德裔羅馬尼亞人。詩人、翻譯家。十七歲被遣送烏克蘭勞役。一九五○年回到羅馬尼亞，一九六九年之後離開羅馬尼亞前往西伯林，從事寫作。得過德國各種寫作獎項，也是德國極富盛名的畢希納文學獎（Georg-Buchner- Preis）的得獎人。

內容試閱

關於行李打包
我帶上我所有的一切。或者說：我把我的東西都帶在身邊 。我帶上我所擁有的每樣東西。那其實不是我自己的。它們原先要不是別有他用，不然就是別人的。豬皮皮箱原先是留聲機的箱子。風衣是父親的。那件領口有絲絨鑲邊的時髦大衣是祖父的。燈籠褲是我叔叔艾德溫的。皮綁腿是鄰居的，卡爾普先生的。綠色的毛手套是菲妮姑姑的。只有酒紅色的絲圍巾和盥洗包是我自己的，上個聖誕節的禮物。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一月，仗還在打。我卻得在隆冬中到俄國人那邊去，誰知道在哪裡，驚慌之中，每個人都想送我點什麼，或許還能派得上用場的，儘管什麼都幫不上忙。因為這世上根本沒啥幫得了啥忙。因為我被俄國人列入名單，更改不得，所以人人各懷心思，都送了我一點東西。我收下了，而且十七歲的我認為，這趟遠行還來得真是時候。也不一定非得是俄國人的名單不可，只要情況不會太糟，對我來說甚至是好事。我只想逃離這個像頂針一樣令人窒息的小城，這裡連石頭都長了眼睛。與其說是害怕，我反而有些迫不及待。不過又有點良心不安，我居然頗能接受那份令親戚絕望的名單。他們擔心我到了外地會遭遇不測。可是我只想去一個沒人認得我的地方。我已經遭遇不測了。禁忌的不測。它畸怪，骯髒，無恥而美麗。事情發生在艾爾連公園的深處，短草丘的後方。

回家的路上，我走到公園中央那個圓形涼亭，假日會有樂隊在此演奏。我在那裡坐了一會兒，陽光刺穿精雕細琢的木工。我看到中空的圓形、方形和菱形，白色的藤枝蔓爪串連其間。那是我迷亂的圖案，我母親臉上驚恐的圖案。我在這個亭子中對自己發誓：我再也不來這個公園了。但我越是自禁，就折回去得越快──兩天之後。去約會，公園裡這麼說。我去跟第一個男人約第二次會。他叫燕子。第二個是個新來的，叫冷杉。第三個叫耳朵。之後來了絲線。再來是黃鶯和帽子。後來是兔子、貓、海鷗。接著是珍珠。只有我們知道誰叫什麼名字。公園裡狂野換伴，我讓自己人手相傳。那是夏天，樺樹皮白，接骨木莓和茉莉叢中長著密不透風的綠色葉牆。愛情有它自己的四季。秋天給公園劃下了句點。樹木光禿禿的。約會帶著我們轉進了海神浴池。大鐵門的旁邊掛著橢圓形的天鵝池徽。

每個星期，我都和那個年紀大我一倍的人見面。他是羅馬尼亞人。已婚。我不說他叫什麼，也不說我叫什麼。我們錯開時間入場，鑲嵌玻璃票廂裡的售票小姐、光可鑑人的石板地、圓形中柱、睡蓮圖案的瓷牆、雕花木梯都不該意識到我們約好了。我們先去池子裡和其他人一起游泳。到了蒸汽室才碰頭。

那時候，去勞役營 的前夕，而且在我返鄉之後直到一九六八年去國為止，情況也一樣，每次約會都可能換來一次牢獄之災。如果被逮到了，至少五年。有些人就被抓了。他們直接從公園或公共浴池被抓去嚴刑審訊，丟進大牢。從那裡再被送到運河邊上的訓戒營。今天我知道，沒有人從運河那邊活著走出來。就算走得出來，也成了一具遊屍。老朽而殘敗，對世上的愛情而言，再也不堪使用。

至於勞役營時期──要是在營裡被活逮了，我必死無疑。

五年的勞役生涯之後，我日復一日在街頭的騷亂中遊蕩，腦中一再演練萬一被捕時的最佳形容：當場活逮──針對這項指控，我想出了千百種託辭和不在場證明。我背負著沈默的重擔。我把自己包在沈默之中太深太久了，再也不能用言語打開來。即便說話時，我也只不過是換種方式把自己包起來。

最後那個約會的夏季，為了延長從艾爾連公園走回家的路程，我偶然走進了大圓環那裡的聖三一教堂。這個偶然命中注定。我看到了即將來臨的時光。側壇旁邊的柱子上，立著一個身穿灰色大衣的聖人，頸背上圈了一隻羔羊充當大衣豎領。這隻頸背上的羔羊就是緘默。有些事情，你就是不能說。當我說頸背上的緘默和口中的緘默有所不同時，我知道我在講什麼。在我的勞役歲月之前、之中、之後，整整二十五年，我活在恐懼之中，怕國家又怕家人。我害怕這雙重的崩毀，國家把我當成罪犯關起來，家人把我當成恥辱摒棄在外。在街頭的騷亂中，我往櫥窗、車窗、門窗、噴泉和水窪的鏡面裡瞧，滿腹狐疑，我到底是不是透明的。

我父親是畫圖老師。而我滿腦子的海神浴池，一聽到他提起水彩這個詞，整個人像被踢到似地抽了一下。我去了多遠，這個詞都知道。我母親在餐桌上說：不要用叉子叉馬鈴薯，會碎掉，用湯匙，叉子是用來叉肉的。我的太陽穴砰砰跳。她幹嘛講肉啊，明明在說馬鈴薯跟叉子。她講什麼肉啊。我的肉已經被約會攪得神魂顛倒。我是我自己的賊，字詞突如其來就把我逮個正著。

我母親，特別是我父親，就像小城裡所有的德國人一樣，相信金髮辮子和白長襪才叫美。他們相信希特勒的小四角鬍，相信我們七城薩克森人 是亞利安人。我的秘密，純就身體而言，已經無恥之極。又跟一個羅馬尼亞人，再罪加種族恥辱 。我只想離家出走，就算去勞役營也無妨。只是我替母親難過，她不知道她多不了解我。一旦我走了，她會經常想我多過我想她的。在那位頸子上扛著沈默羔羊的聖人旁邊，我還看到教堂的白色壁龕上寫著：上天啟動時間。打包行李時我心想：白壁龕靈驗了。現在就是啟動的時刻。我也慶幸自己不必再去冰天雪地的前線打仗。我打包打得既愚勇又甘願。我不再抗拒任何事情。皮綁腿和綁線、燈籠褲、大衣和絲絨鑲領──沒有一樣適合我。但重要的是啟動了的時間，不是衣物。不管是透過這些事還是那些事，人總會長大的。我想，儘管世界不是一場化妝舞會，但必須在隆冬中去到俄國人那邊的人，絕不會是可笑的。

巡邏小組由兩名警察組成，一個羅馬尼亞人一個俄國人，拿著名單挨家挨戶搜人。我已經不記得他們在我家有沒有提到勞役營這個詞。如果沒有，我也不記得他們除了俄羅斯之外還提到哪個詞。如果有，那麼勞役營這個詞也沒嚇到我。儘管是大戰期間，儘管頸子上背負著約會的緘默，十七歲的我，依然還活在一種明朗而愚騃的童年之中。水彩和肉這兩個詞刺中我了，但勞役營這個詞，腦袋倒聽不見。

在馬鈴薯和叉子那個餐桌上，母親用肉這個字把我逮個正著，我突然想到，小時候在樓下中庭玩，母親從廊台窗口喊：你再不馬上上桌，還要我再叫一次的話，那你就待在那裡好了。我又在下面待了一陣子，上來時她說：你現在 (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