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發想於余任大法官時，嗣因先後奉調長公懲會、最高法院，為公務所羈，無從為繼。僅能利用公餘之暇，勤讀文獻。迨民國；一〇一年二月十六日，屆齡退休，始克摒除一切雜務，專心致力於此，以償夙願。

二、隨著社會多元，原有「裁判型式」(要件→效果)，已不能因應整個社會所需，惟大學所授課程、立法所制定條文，仍相沿成習，陳陳相因，以致法律人祇知有此型式，不知有他。因而法律人出而致用，甚至掌理國家大政，不免囿於所學，乃至受制於所立之法，為「裁判型式」之觀念所羈，並以此為其唯一之運作方式，其不被縛手縛腳者幾希。欲期其「有能」，不免戛戛乎其難矣。

三、事實上，行政、財政、經濟等部門，不能再拘於一格，應從觀念上、立法上、執行上亟謀改弦更張，以「管理型式」(手段→目的)，為其主要運作方式，始能展其氣魄，大開大闔，以造福民生。立法及民意部門，應主耍以「合意型式」為其運作方式，提高議事效率，庶期圓滿和諧。法學教育、立法條文及執法觀念，若仍泥於祇有「裁判型式」一型式，非惟國家之不幸，亦法律人之悲哀。

四、即使足「裁判型式」，亦應以「對話」為主，以「論證」為之，並輔以其他型式，非法官所可獨斷。否則恐龍之說，仍然壓頂；化石之名，永難洗刷。法律人最悲哀之事，莫過於不能用法，反為法所制，此不僅司法之不幸，亦為法律人之不幸。

五、切望本書之出，能掃此陰霾。使法律人在「裁判型式」下，能作名垂千古之判決；在「管理型式」下，能開創國家新機運；在「合意型式」下，能立下宏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