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史壇已肯定口述史的重要性，口述史料和口述史研究法的運用已蔚然成風。利用口述史料和研究法治史所得的成果，也成了出現於上世紀的各種「新史」中的一大門類，對傳統主流史學作出挑戰。另一方面，口述史本身也受到各種新史的影響和衝擊。本文以性別史與口述史的互動為例，透過個人採訪香港製衣女工和男工的經驗，以及比較男、女工個案的研究所得，指出採性別維度治勞工口述史的重要性。
在這個作為「人民史」重要環節的勞工史研究中，女工話語與男工話語的對比，有助於理解香港的性別意識如何影響男、女工人在工作與家庭的問題上的看法，對解構家內領域這個維護固有性別關係的「最後堡壘」尤具啓發性。除措意當下性別史最前沿的「私領域」研究的開拓外，本文也論及口述史如何裨助文字史料常缺的人民史的研究，以及人民史的口述史料如何接受性別史研究法的檢驗。
在這個作為「人民史」重要環節的勞工史研究中，女工話語與男工話語的對比，有助於理解香港的性別意識如何影響男、女工人在工作與家庭的問題上的看法，對解構家內領域這個維護固有性別關係的「最後堡壘」尤具啓發性。除措意當下性別史最前沿的「私領域」研究的開拓外，本文也論及口述史如何裨助文字史料常缺的人民史的研究，以及人民史的口述史料如何接受性別史研究法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