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特色：
☆午夜巴黎計畫最終章：「南方家園」《危險的友誼》&「逗點文創」海明威《太陽依舊升起》&「一人出版」費茲傑羅《夜未央》。
☆看兩大文豪以酒精、派對、婚姻與寫作，詮釋荒蕪時代最令人絕望、詠歎的篇章。
☆本書附有海明威&費茲傑羅大量史料照片，供書迷重返兩位小說家身處的時代。
費茲傑羅：「靈魂的真正闇夜是永恆的凌晨三點。」
海明威：「相愛的人們不該爭吵。他們只有兩人，但與他們作對的是一整個世界。」
午夜巴黎計劃第三部曲完結篇﹗
跨越時空，肉搜海明威與費茲傑羅。
一切要從海明威與費茲傑羅在巴黎的相遇開始談起……
1925年，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American Bar初識對方，從這一刻起，直到15年後費茲傑羅因心臟病逝世，兩人的關係始終糾結難分。這是「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最讓人心醉一章，甚至是20世紀美國文學史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世界大戰與美國文壇對他們產生了甚麼影響？
他們的感情世界與婚姻生活存在著多大的差異？
與好萊塢的關係如何造成兩人生活型態的殊同？
兩人對於對方作品的看法如何影響彼此的寫作？
海明威如何將戰爭經驗，以及對狩獵，拳擊和鬥牛的熱衷融入筆下？
在爵士年代裡，費茲傑羅又是怎麼以戀情的失敗勾勒小說的輪廓？
目錄：
推薦文
序言 康士林教授
他不懶，你聰明：超精鍊寫作的最佳示範 何致和
真想知道他們是彼此按讚還是成為朋友卻取消訂閱 陳柏青
聲音與典禮 葉佳怡
第一章 海外的故鄉：那一年，我們在巴黎
相逢Dingo American Bar
海明威的巴黎人生
失落的一代
來自中西部
人生交叉點
第二章 惡夢之餘，也有春夢：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論戰爭
軼事一則
戰爭是現代主義的成年禮
《太陽依舊升起》：《塵世樂園》的續篇？
身傷，心更傷
返鄉之後
戰爭與愛情：《戰地春夢》與《大亨小傳》的戰爭小說公式
第三章 一與多的對比──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感情世界
「窮小子不該妄想娶富家女」
「飛女郎」賽妲的悲慘下場
好萊塢的紅粉知己
「熟女控」小海
用書的版稅當贍養費，霸氣
恩尼斯特與瑪莎：戰場上的愛侶
紅粉知己瑪琳．黛德麗
老爸的「女兒們」
第四章 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好萊塢之旅
好萊塢不只是提款機
讓派拉蒙情有獨鍾的《大亨小傳》
從〈重返巴比倫〉到《魂斷巴黎》
《夜未央》：從小說到電影
《最後大亨》與費茲傑羅眼中的好萊塢
海明威與巨星們的交情
從《太陽依舊升起》到《妾似朝陽又照君》
海明威的戰爭片:《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
海明威與《老人與海》電影版
第五章 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創作論
簡與繁
如水底游泳，似海裡寒冰
「崩潰」事件
關於短篇小說
該喝酒嗎？
書單
第六章 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危險友誼
走在鋼索上的友誼
「假貨」與「老鷹」
小說家相輕？
費城車站的及時雨
失敗的權威與成功的權威
相知相惜
代後記：謝辭
推薦：
出版人&《夜未央》譯者 劉霽
出版人&《太陽依舊升起》譯者 陳夏民
輔大跨文化研究所教授 康士林
作家 何致和 陳柏青 葉佳怡
代後記：謝辭
首先，該把寫這本書的歷程交代一下。2010年4月，我把費茲傑羅的處女作《塵世樂園》翻譯完之後，由南方家園出版社出版，接著才安心開始撰寫博士論文；這項工作雖然讓我晚了半年才從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畢業，但畢竟這是英文原作問世90年來的第一個中譯本（隨後才有大陸東方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於同一年出現兩個譯本），我的內心了無遺憾。
到了2012年，南方家園與逗點、一人出版社啟動了「午夜巴黎」出版計畫三部曲，陸續出版了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的經典長、短篇作品。到了2013年年底，該計畫二部曲完成時，我突然發現自己已成為計畫一員，負責撰寫這本《危險的友誼：超譯海明威與費玆傑羅》，而這本書的初登場，應該就是2013年12月5日在公館紀州庵舉行的那場「超譯海明威與費茲傑羅──那一年我們在巴黎」演講會。當時，我雖然只完成了本書第一章的初稿，但後續幾章的雛型已經在我的腦海中打轉。非常榮幸，這本書能與一人出版社的《夜未央》、逗點出版社的《太陽依舊升起》一起出版，共同構成「午夜巴黎」出版計畫的第三部曲。希望這三部曲的完成只是一個開始，以後跟劉霽與夏民兩位文友能有更多合作的機會。
時光荏苒，由於我平日忙於教學與翻譯，這本書的寫作一拖再拖，感謝南方家園的子華，還有梅文、榮慶與琳森等工作夥伴多方配合與忍耐，這本以海明威與費茲傑羅的文學情誼為主題的小傳，終於有問世的一天。過去，中文出版界對於費、海兩人多所著墨，關於海明威的傳記更多達數十本，但這本小書卻是將兩人的平行世界拉在一起的初步嘗試。對於我這樣一個比較文學研究者而言，比較不能流於表面，真正重要的是兩人文學生命的血肉、骨脈與肌理，我必須找出兩人生平與作品中值得比較與對比之處，以兩人畢生經歷為經，以作品為緯，勾勒出兩人文學生涯的梗概，透過了解其中一位，促使我們對另一位的詮釋和關照。
費、海兩人的文學情誼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是情真意切，而我在寫作的過程中每每想起了93學年度下學期在輔大英研所所修習的「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專題」課程，恩師康士林教授（Bro. Nicholas Koss）帶著我們閱讀費、海兩人的長、短篇小說，包括《塵世樂園》、《大亨小傳》、《夜未央》、《太陽依舊升起》，以及《戰地春夢》──我之所以起心動念，著手翻譯《塵世樂園》，也是因為這一個機緣。該門課程讓我有機會接觸馬修．布魯科利（Matthew J. Bruccoli）與史考特．唐諾森（Scott Donaldson）兩位費、海文學關係的研究先驅，而本書的許多資料與論點也都來自他們所寫的相關書籍。
最後，因為這是一本友誼之書，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我畢生的所有好友們，希望在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借鏡下，我們都能成為讓對方變得更好，而且存在也更有意義的「他者」（”Other”）。文學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啟發人生，否則文字將會失去其珍貴價值。
2015.01.28
於桃園龍潭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海外的故鄉：那一年，我們在巴黎
相逢Dingo American Bar
法國巴黎蒙帕納斯（Montparnasse）地區德朗伯赫街十號，Dingo American Bar。
巴黎是一個處處典故的城市，很多地方都有故事，尤其是一些咖啡廳與酒館，例如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與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等等。1920年代，有個地方令當年的美國人──不管是作家或一般美僑──流連忘返，那個地方叫做Dingo American Bar。酒吧的酒保是個叫做吉米．查特斯（James “Jimmy” Charters）的退休輕量級拳擊手，他是個來自利物浦的英國佬，不是美國人，但因為很多主顧都是美國人才會叫做American Bar。Dingo位於人文薈萃的蒙帕納斯，當年是許多藝術家與作家聚居的地方，特別是德朗伯赫街，法國知名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其愛人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也曾於1937年左右住在這一帶。
你以為Dingo是澳洲土狗嗎？你錯了──順便教你一個法文單字：dingo是「瘋子」的意思。為甚麼酒吧會被取名叫做「瘋子」 ，已不可考，但這裡的確是個對美國文學史而言極為重要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美國作家曾在此吃粗鹽醃牛肉與厚塊牛排，喝純正美國口味的湯，與海外美僑朋友們打屁聊八卦，稍稍紓解思鄉之情。1925年4月底的某天，當時二十九歲的美國暢銷小說家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走進Dingo Bar，向一個曾當過《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海外特派記者，剛剛以《三個故事與十首詩》（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一書於文壇出道的26歲年輕作家恩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自我介紹。
針對這段軼事，海明威在晚年寫成的回憶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裡面是這樣紀錄的：
我第一次與史考特．費茲傑羅見面時，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史考特身上常有怪事發生，但這一件是令人難忘的。他走進德朗伯赫街的「瘋子酒吧」，當時我正跟幾個完全不值得一提的人坐在一起喝酒，他介紹了自己，然後又介紹了他身邊那個討人喜歡的高個兒，說他是個名投手，叫做鄧克．查普林（Dunc Chaplin）。我沒有留意普林斯頓的棒球賽，也沒聽過鄧克．查普林這個人，但他是個大好人，看來一副無憂無慮、輕輕鬆鬆的模樣，而且很友善，我喜歡他遠遠多過喜歡史考特。
看過《流動的饗宴》一書的人都知道，海明威在書裡面對費茲傑羅沒有幾句好話，從他所陳述的那些軼事看來，費茲傑羅不但是個失禮的酒鬼，而且跟朋友約好在車站見面還可以隨意放人鴿子。
問題是，此書出版時費茲傑羅已經去世快要二十年，沒辦法為自己辯護，海明威這樣損他，是否有違朋友之間的道義？更何況，根據鄧克．查普林表示，他不只不在巴黎，甚至人也不在歐洲，而且他也不記得自己見過海明威。海明威在晚年時才把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寫出來，是否有許多錯誤與遺漏之處？但是，滑頭的海明威在序言中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如果讀者願意的話，也可以把把這本書當成小說。但是，這種小說總是有可能提供一些新看法，讓人們能重新看待過去那些被當成事實一般寫在書裡的事情。」
總之，不管《流動的饗宴》裡面的那些事情是真是假，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Bar裡的相遇應屬無誤。從這一刻起，直到十五年後的12月21日費茲傑羅因為心臟病而英年早逝（年僅四十四歲），兩人之間的關係始終糾結在一起，因而成為所謂「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一部分，甚至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史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海明威的巴黎人生
在解釋什麼是「失落的一代」之前，容我打個岔，先談一談海明威與巴黎的因緣。對他來講，巴黎實在太重要，這一個被稱為「花都」、被稱為City of Light（法文是la Ville-Lumière，指「光之城」、「啟蒙之城」或「燈之城」，因為巴黎是最早開始使用街燈的歐洲大城之一）的地方，不只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也是為他滋養出許多小說與非小說作品的文學溫室，而這一切都要從他接下《多倫多星報》海外特派記者的工作開始。1921年12月8日，他帶著新婚妻子，年長他八歲的海德莉（Hadley）來到巴黎，兩個人在拉丁區（Le Quartier latin）住了下來。
拉丁區位於巴黎第五與第六區之間，與拉丁人沒有太大關係，其名稱由來是因為自中世紀以來就開始有許多大學座落此地，其中包括被稱為「索邦」（la Sorbonne）的巴黎大學，因此走在這一區，常常可以聽見學生們在講拉丁文或看拉丁文書籍，因此這實在是巴黎左岸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繼續往南走個兩、三公里，就是鼎鼎大名的蒙帕納斯大道（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了，幾乎所有巴黎最有名，歷史最為悠久的咖啡廳與酒館都位於那一條大道上或附近，它們也都是海明威的生活重心，只有少數例外──例如位於塞納河北邊，也就是右岸地區歌劇院廣場（Place de l’Opéra）的和平咖啡館（Café de la Paix）就給人比較高級與正式的感覺，海明威與妻子到巴黎的第一個聖誕節當天，就是在那裡吃午餐。
［Google地圖］
說到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咖啡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3月25日的《多倫多星報》週末副刊上刊登了海明威的〈巴黎的波希米亞風美國人〉（American Bohemians in Paris）一文，主要就是介紹位於這條街上的圓亭咖啡館（或圓廳咖啡館，Café Rotonde）。當時，這間咖啡館深受許多藝術家與流亡海外的俄國革命人士喜愛，例如曾在巴黎住四年的蘇俄國父列寧（Vladimir Lenin）就是常客，也難怪海明威說，這裡充滿了波希米亞風味，感覺起來放蕩不羈。海明威試著用一種幽默且幾近戲謔的方式來描述他的見聞：
圓亭咖啡館的天花板挑高，裡面到處有人吞雲吐霧，擺滿了桌子，乍看，給人一種踏進動物園鳥屋的感覺。咖啡廳裡似乎總是有人不停以各種聲調大聲抱怨，吵吵鬧鬧，偶爾打斷那些聲音的，則是許多位彷彿黑色與白色喜鵲一樣在煙霧中飛來飛去的服務生。
海明威還說，圓亭咖啡館就是那些來自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廢渣」（scum）藝術家們聚集的地方。這家咖啡館的另一特色在於，旁邊的哈斯拜爾大道（Raspail Boulevard）與蒙帕納斯大道交叉口矗立著一尊面容模糊、身形扭曲的銅雕人像，不明所以的人絕對看不出是誰，實際上，它是紀念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雕像，原作者是鼎鼎大名的雕刻家羅丹（Auguste Rodin）。
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另一家名店是圓頂咖啡廳（Café du Dôme），海明威夫婦抵達巴黎後，海明威寫信給美國的作家朋友薛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抱怨天氣冷得要死，幸虧在圓頂咖啡廳外面有火盆可供取暖，他跟老婆坐在咖啡廳外喝蘭姆調酒（rum punch），那酒喝入口，讓他有種「聖靈附體」的快感。據說，海明威總是每天早上穿著夾克與運動鞋，踮著腳尖，踩著像拳擊手一樣的腳步去圓頂喝咖啡，沿路總會碰到許多朋友跟他打招呼。
當然，對於海明威來講，巴黎可能沒有任何一家咖啡館像丁香園咖啡館（La Closerie des Lilas）那樣重要，因為那是他寫作的地方，早期的名作，包括《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與《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都是在那裡完成的（我將在下一章詳述兩書的要旨）。尤其他在《流動的饗宴》裡，曾以充滿詩意的方式描述《我們的時代》這本故事集的創作過程：
我坐在角落用筆記本寫東西，下午的陽光灑在我的肩頭。服務生拿了一杯熱奶油咖啡（café crème）給我，放涼後我先喝了一半，另一半在我寫東西時就擺在桌上。等到我停筆時，我實在不想離開那一條在水池裡可以看見鱒魚的河。
在此，海明威的故事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已經接近尾聲，因為他所提到的故事，正是小說集裡面的名篇〈大雙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基於海明威後來闡述的「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本書五章將進一步闡述此一創作理論），它完全沒有提及戰爭，但戰爭的陰影卻像陰魂般到處飄盪，始終繚繞不去。
失落的一代
The Lost Generation，失落的一代。
「甚麼是失落的一代？」、「他們為何失落？」如果能回答這兩個問題，就等於對二十世紀初的英美文學史有了初步的了解。所謂「失落的一代」，其實包括兩種人：一種是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後仍然可以倖存，並且想要靠著寫作在文壇闖出名號的年輕知識份子。另一種人則純粹是想要靠美元在大戰後的匯兌優勢，離開美國，到歐洲去過舒適生活的美國僑民。當然，聚集在巴黎這個法國首都是一回事，他們內心的強烈失落感卻又是另一回事，但或多或少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人對於戰爭的本質有了更為透徹的認識。化學武器、坦克車與飛機等最新科技開始出現在戰場上，為期四年多的戰事，導致三千八百萬人陣亡，「上帝已死」，不再只是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宣言，而是許多倖存者以及捐軀將士遺族的共同心聲：「當戰爭發生時，祢在哪裡？」西方文明將近兩千年來的價值基礎遭受質疑，西方世界的精神淪喪，於是詩人艾略特（T.S. Eliot）以倫敦市為背景，在1922年用〈荒原〉（The Waste Land）這一首長詩，把整個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用這樣的句子表達出來：
虛幻的城市，
冬晨的棕色煙霧下，
人群湧過倫敦橋，
那麼多人，
我想不到死神毀了那麼多人。
☆午夜巴黎計畫最終章：「南方家園」《危險的友誼》&「逗點文創」海明威《太陽依舊升起》&「一人出版」費茲傑羅《夜未央》。
☆看兩大文豪以酒精、派對、婚姻與寫作，詮釋荒蕪時代最令人絕望、詠歎的篇章。
☆本書附有海明威&費茲傑羅大量史料照片，供書迷重返兩位小說家身處的時代。
費茲傑羅：「靈魂的真正闇夜是永恆的凌晨三點。」
海明威：「相愛的人們不該爭吵。他們只有兩人，但與他們作對的是一整個世界。」
午夜巴黎計劃第三部曲完結篇﹗
跨越時空，肉搜海明威與費茲傑羅。
一切要從海明威與費茲傑羅在巴黎的相遇開始談起……
1925年，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American Bar初識對方，從這一刻起，直到15年後費茲傑羅因心臟病逝世，兩人的關係始終糾結難分。這是「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最讓人心醉一章，甚至是20世紀美國文學史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世界大戰與美國文壇對他們產生了甚麼影響？
他們的感情世界與婚姻生活存在著多大的差異？
與好萊塢的關係如何造成兩人生活型態的殊同？
兩人對於對方作品的看法如何影響彼此的寫作？
海明威如何將戰爭經驗，以及對狩獵，拳擊和鬥牛的熱衷融入筆下？
在爵士年代裡，費茲傑羅又是怎麼以戀情的失敗勾勒小說的輪廓？
目錄：
推薦文
序言 康士林教授
他不懶，你聰明：超精鍊寫作的最佳示範 何致和
真想知道他們是彼此按讚還是成為朋友卻取消訂閱 陳柏青
聲音與典禮 葉佳怡
第一章 海外的故鄉：那一年，我們在巴黎
相逢Dingo American Bar
海明威的巴黎人生
失落的一代
來自中西部
人生交叉點
第二章 惡夢之餘，也有春夢：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論戰爭
軼事一則
戰爭是現代主義的成年禮
《太陽依舊升起》：《塵世樂園》的續篇？
身傷，心更傷
返鄉之後
戰爭與愛情：《戰地春夢》與《大亨小傳》的戰爭小說公式
第三章 一與多的對比──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感情世界
「窮小子不該妄想娶富家女」
「飛女郎」賽妲的悲慘下場
好萊塢的紅粉知己
「熟女控」小海
用書的版稅當贍養費，霸氣
恩尼斯特與瑪莎：戰場上的愛侶
紅粉知己瑪琳．黛德麗
老爸的「女兒們」
第四章 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好萊塢之旅
好萊塢不只是提款機
讓派拉蒙情有獨鍾的《大亨小傳》
從〈重返巴比倫〉到《魂斷巴黎》
《夜未央》：從小說到電影
《最後大亨》與費茲傑羅眼中的好萊塢
海明威與巨星們的交情
從《太陽依舊升起》到《妾似朝陽又照君》
海明威的戰爭片:《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
海明威與《老人與海》電影版
第五章 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創作論
簡與繁
如水底游泳，似海裡寒冰
「崩潰」事件
關於短篇小說
該喝酒嗎？
書單
第六章 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危險友誼
走在鋼索上的友誼
「假貨」與「老鷹」
小說家相輕？
費城車站的及時雨
失敗的權威與成功的權威
相知相惜
代後記：謝辭
推薦：
出版人&《夜未央》譯者 劉霽
出版人&《太陽依舊升起》譯者 陳夏民
輔大跨文化研究所教授 康士林
作家 何致和 陳柏青 葉佳怡
代後記：謝辭
首先，該把寫這本書的歷程交代一下。2010年4月，我把費茲傑羅的處女作《塵世樂園》翻譯完之後，由南方家園出版社出版，接著才安心開始撰寫博士論文；這項工作雖然讓我晚了半年才從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畢業，但畢竟這是英文原作問世90年來的第一個中譯本（隨後才有大陸東方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於同一年出現兩個譯本），我的內心了無遺憾。
到了2012年，南方家園與逗點、一人出版社啟動了「午夜巴黎」出版計畫三部曲，陸續出版了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的經典長、短篇作品。到了2013年年底，該計畫二部曲完成時，我突然發現自己已成為計畫一員，負責撰寫這本《危險的友誼：超譯海明威與費玆傑羅》，而這本書的初登場，應該就是2013年12月5日在公館紀州庵舉行的那場「超譯海明威與費茲傑羅──那一年我們在巴黎」演講會。當時，我雖然只完成了本書第一章的初稿，但後續幾章的雛型已經在我的腦海中打轉。非常榮幸，這本書能與一人出版社的《夜未央》、逗點出版社的《太陽依舊升起》一起出版，共同構成「午夜巴黎」出版計畫的第三部曲。希望這三部曲的完成只是一個開始，以後跟劉霽與夏民兩位文友能有更多合作的機會。
時光荏苒，由於我平日忙於教學與翻譯，這本書的寫作一拖再拖，感謝南方家園的子華，還有梅文、榮慶與琳森等工作夥伴多方配合與忍耐，這本以海明威與費茲傑羅的文學情誼為主題的小傳，終於有問世的一天。過去，中文出版界對於費、海兩人多所著墨，關於海明威的傳記更多達數十本，但這本小書卻是將兩人的平行世界拉在一起的初步嘗試。對於我這樣一個比較文學研究者而言，比較不能流於表面，真正重要的是兩人文學生命的血肉、骨脈與肌理，我必須找出兩人生平與作品中值得比較與對比之處，以兩人畢生經歷為經，以作品為緯，勾勒出兩人文學生涯的梗概，透過了解其中一位，促使我們對另一位的詮釋和關照。
費、海兩人的文學情誼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是情真意切，而我在寫作的過程中每每想起了93學年度下學期在輔大英研所所修習的「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專題」課程，恩師康士林教授（Bro. Nicholas Koss）帶著我們閱讀費、海兩人的長、短篇小說，包括《塵世樂園》、《大亨小傳》、《夜未央》、《太陽依舊升起》，以及《戰地春夢》──我之所以起心動念，著手翻譯《塵世樂園》，也是因為這一個機緣。該門課程讓我有機會接觸馬修．布魯科利（Matthew J. Bruccoli）與史考特．唐諾森（Scott Donaldson）兩位費、海文學關係的研究先驅，而本書的許多資料與論點也都來自他們所寫的相關書籍。
最後，因為這是一本友誼之書，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我畢生的所有好友們，希望在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借鏡下，我們都能成為讓對方變得更好，而且存在也更有意義的「他者」（”Other”）。文學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啟發人生，否則文字將會失去其珍貴價值。
2015.01.28
於桃園龍潭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海外的故鄉：那一年，我們在巴黎
相逢Dingo American Bar
法國巴黎蒙帕納斯（Montparnasse）地區德朗伯赫街十號，Dingo American Bar。
巴黎是一個處處典故的城市，很多地方都有故事，尤其是一些咖啡廳與酒館，例如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與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等等。1920年代，有個地方令當年的美國人──不管是作家或一般美僑──流連忘返，那個地方叫做Dingo American Bar。酒吧的酒保是個叫做吉米．查特斯（James “Jimmy” Charters）的退休輕量級拳擊手，他是個來自利物浦的英國佬，不是美國人，但因為很多主顧都是美國人才會叫做American Bar。Dingo位於人文薈萃的蒙帕納斯，當年是許多藝術家與作家聚居的地方，特別是德朗伯赫街，法國知名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其愛人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也曾於1937年左右住在這一帶。
你以為Dingo是澳洲土狗嗎？你錯了──順便教你一個法文單字：dingo是「瘋子」的意思。為甚麼酒吧會被取名叫做「瘋子」 ，已不可考，但這裡的確是個對美國文學史而言極為重要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美國作家曾在此吃粗鹽醃牛肉與厚塊牛排，喝純正美國口味的湯，與海外美僑朋友們打屁聊八卦，稍稍紓解思鄉之情。1925年4月底的某天，當時二十九歲的美國暢銷小說家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走進Dingo Bar，向一個曾當過《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海外特派記者，剛剛以《三個故事與十首詩》（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一書於文壇出道的26歲年輕作家恩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自我介紹。
針對這段軼事，海明威在晚年寫成的回憶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裡面是這樣紀錄的：
我第一次與史考特．費茲傑羅見面時，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史考特身上常有怪事發生，但這一件是令人難忘的。他走進德朗伯赫街的「瘋子酒吧」，當時我正跟幾個完全不值得一提的人坐在一起喝酒，他介紹了自己，然後又介紹了他身邊那個討人喜歡的高個兒，說他是個名投手，叫做鄧克．查普林（Dunc Chaplin）。我沒有留意普林斯頓的棒球賽，也沒聽過鄧克．查普林這個人，但他是個大好人，看來一副無憂無慮、輕輕鬆鬆的模樣，而且很友善，我喜歡他遠遠多過喜歡史考特。
看過《流動的饗宴》一書的人都知道，海明威在書裡面對費茲傑羅沒有幾句好話，從他所陳述的那些軼事看來，費茲傑羅不但是個失禮的酒鬼，而且跟朋友約好在車站見面還可以隨意放人鴿子。
問題是，此書出版時費茲傑羅已經去世快要二十年，沒辦法為自己辯護，海明威這樣損他，是否有違朋友之間的道義？更何況，根據鄧克．查普林表示，他不只不在巴黎，甚至人也不在歐洲，而且他也不記得自己見過海明威。海明威在晚年時才把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寫出來，是否有許多錯誤與遺漏之處？但是，滑頭的海明威在序言中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如果讀者願意的話，也可以把把這本書當成小說。但是，這種小說總是有可能提供一些新看法，讓人們能重新看待過去那些被當成事實一般寫在書裡的事情。」
總之，不管《流動的饗宴》裡面的那些事情是真是假，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Bar裡的相遇應屬無誤。從這一刻起，直到十五年後的12月21日費茲傑羅因為心臟病而英年早逝（年僅四十四歲），兩人之間的關係始終糾結在一起，因而成為所謂「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一部分，甚至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史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海明威的巴黎人生
在解釋什麼是「失落的一代」之前，容我打個岔，先談一談海明威與巴黎的因緣。對他來講，巴黎實在太重要，這一個被稱為「花都」、被稱為City of Light（法文是la Ville-Lumière，指「光之城」、「啟蒙之城」或「燈之城」，因為巴黎是最早開始使用街燈的歐洲大城之一）的地方，不只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也是為他滋養出許多小說與非小說作品的文學溫室，而這一切都要從他接下《多倫多星報》海外特派記者的工作開始。1921年12月8日，他帶著新婚妻子，年長他八歲的海德莉（Hadley）來到巴黎，兩個人在拉丁區（Le Quartier latin）住了下來。
拉丁區位於巴黎第五與第六區之間，與拉丁人沒有太大關係，其名稱由來是因為自中世紀以來就開始有許多大學座落此地，其中包括被稱為「索邦」（la Sorbonne）的巴黎大學，因此走在這一區，常常可以聽見學生們在講拉丁文或看拉丁文書籍，因此這實在是巴黎左岸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繼續往南走個兩、三公里，就是鼎鼎大名的蒙帕納斯大道（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了，幾乎所有巴黎最有名，歷史最為悠久的咖啡廳與酒館都位於那一條大道上或附近，它們也都是海明威的生活重心，只有少數例外──例如位於塞納河北邊，也就是右岸地區歌劇院廣場（Place de l’Opéra）的和平咖啡館（Café de la Paix）就給人比較高級與正式的感覺，海明威與妻子到巴黎的第一個聖誕節當天，就是在那裡吃午餐。
［Google地圖］
說到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咖啡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3月25日的《多倫多星報》週末副刊上刊登了海明威的〈巴黎的波希米亞風美國人〉（American Bohemians in Paris）一文，主要就是介紹位於這條街上的圓亭咖啡館（或圓廳咖啡館，Café Rotonde）。當時，這間咖啡館深受許多藝術家與流亡海外的俄國革命人士喜愛，例如曾在巴黎住四年的蘇俄國父列寧（Vladimir Lenin）就是常客，也難怪海明威說，這裡充滿了波希米亞風味，感覺起來放蕩不羈。海明威試著用一種幽默且幾近戲謔的方式來描述他的見聞：
圓亭咖啡館的天花板挑高，裡面到處有人吞雲吐霧，擺滿了桌子，乍看，給人一種踏進動物園鳥屋的感覺。咖啡廳裡似乎總是有人不停以各種聲調大聲抱怨，吵吵鬧鬧，偶爾打斷那些聲音的，則是許多位彷彿黑色與白色喜鵲一樣在煙霧中飛來飛去的服務生。
海明威還說，圓亭咖啡館就是那些來自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廢渣」（scum）藝術家們聚集的地方。這家咖啡館的另一特色在於，旁邊的哈斯拜爾大道（Raspail Boulevard）與蒙帕納斯大道交叉口矗立著一尊面容模糊、身形扭曲的銅雕人像，不明所以的人絕對看不出是誰，實際上，它是紀念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雕像，原作者是鼎鼎大名的雕刻家羅丹（Auguste Rodin）。
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另一家名店是圓頂咖啡廳（Café du Dôme），海明威夫婦抵達巴黎後，海明威寫信給美國的作家朋友薛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抱怨天氣冷得要死，幸虧在圓頂咖啡廳外面有火盆可供取暖，他跟老婆坐在咖啡廳外喝蘭姆調酒（rum punch），那酒喝入口，讓他有種「聖靈附體」的快感。據說，海明威總是每天早上穿著夾克與運動鞋，踮著腳尖，踩著像拳擊手一樣的腳步去圓頂喝咖啡，沿路總會碰到許多朋友跟他打招呼。
當然，對於海明威來講，巴黎可能沒有任何一家咖啡館像丁香園咖啡館（La Closerie des Lilas）那樣重要，因為那是他寫作的地方，早期的名作，包括《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與《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都是在那裡完成的（我將在下一章詳述兩書的要旨）。尤其他在《流動的饗宴》裡，曾以充滿詩意的方式描述《我們的時代》這本故事集的創作過程：
我坐在角落用筆記本寫東西，下午的陽光灑在我的肩頭。服務生拿了一杯熱奶油咖啡（café crème）給我，放涼後我先喝了一半，另一半在我寫東西時就擺在桌上。等到我停筆時，我實在不想離開那一條在水池裡可以看見鱒魚的河。
在此，海明威的故事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已經接近尾聲，因為他所提到的故事，正是小說集裡面的名篇〈大雙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基於海明威後來闡述的「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本書五章將進一步闡述此一創作理論），它完全沒有提及戰爭，但戰爭的陰影卻像陰魂般到處飄盪，始終繚繞不去。
失落的一代
The Lost Generation，失落的一代。
「甚麼是失落的一代？」、「他們為何失落？」如果能回答這兩個問題，就等於對二十世紀初的英美文學史有了初步的了解。所謂「失落的一代」，其實包括兩種人：一種是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後仍然可以倖存，並且想要靠著寫作在文壇闖出名號的年輕知識份子。另一種人則純粹是想要靠美元在大戰後的匯兌優勢，離開美國，到歐洲去過舒適生活的美國僑民。當然，聚集在巴黎這個法國首都是一回事，他們內心的強烈失落感卻又是另一回事，但或多或少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人對於戰爭的本質有了更為透徹的認識。化學武器、坦克車與飛機等最新科技開始出現在戰場上，為期四年多的戰事，導致三千八百萬人陣亡，「上帝已死」，不再只是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宣言，而是許多倖存者以及捐軀將士遺族的共同心聲：「當戰爭發生時，祢在哪裡？」西方文明將近兩千年來的價值基礎遭受質疑，西方世界的精神淪喪，於是詩人艾略特（T.S. Eliot）以倫敦市為背景，在1922年用〈荒原〉（The Waste Land）這一首長詩，把整個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用這樣的句子表達出來：
虛幻的城市，
冬晨的棕色煙霧下，
人群湧過倫敦橋，
那麼多人，
我想不到死神毀了那麼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