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作品
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關心世界的窮人，要他們過好日子
他分析為何人類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生活水準
對因此而產生的貧富差距及不平等現象也進行深入探討
諾貝爾頒獎委員會說：安格斯‧迪頓把應用經濟學發揮得淋漓盡致

比爾蓋茲、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艾斯格魯柏、賓州大學普列斯頓教授、耶魯大學波吉教授、《紐約時報》《金融郵報》《商業世界》《金融時報》《彭博資訊新聞》《經濟與政治周刊》《商業經濟學》等媒體大力推薦

比爾‧蓋茲（Bill Gates）：
如果你想了解為何人類的整體福祉隨著時間而進步快速，一定要讀本書。

現今世界比昨日世界美好，人們變得更富裕、更健康、更長壽。然而，當大量人口脫離貧窮後，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卻形成巨大的不平等。本書作者迪頓，是最知名的經濟發展與貧窮研究專家，他在《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中闡述世上某些地區如何自兩百五十年前開始持續進步，繼而為今日世界的高度不平等拉開鴻溝、搭起舞台的故事，他也深入探討各國增進健康與財富的舊有和現行模式，並提出援助落後國家應有的作法。
《財富大逃亡》論及某些影響廣大的創新與不易克服的障礙，例如人類一方面擁有了疫苗、抗生素、防蟲措施和潔淨水源，一方面必須對抗大饑荒和愛滋病。除了檢視美國歷經長期繁榮之後成長步調趨緩、貧富差距漸增的情況，本書也提到印度與中國的經濟成長如何改善十多億人口的生活。有鑑於國際援助成效不彰，甚至有害無益，作者在書末倡議採取替代措施——包括對製藥公司提供新誘因、取消貿易限制等——讓開發中國家也能展開大脫逃。
這本書剖析健康與生活水準的提升如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是討論所有國家幸福議題的重要指南。

安格斯‧迪頓書寫《財富大逃亡》的主旨在討論全世界的財富與健康，不僅聚焦於現代，也回顧人類發展的歷程。第一章是介紹性概論，如綜覽天下般簡述富裕和貧窮地區的生活，並且記錄全世界如何大幅減少貧窮率和死亡率，以及各地生活水準、生存機率、國民幸福的龐大落差。
本書第一篇（第二至第四章）的主題是健康，分別探討人類的健康發展史、數十萬年前的狩獵與採集生活為何影響現代人的健康，以及人類從十八世紀開始努力降低死亡率如何奠定現代的健康進步模式。
七千至一萬年前，人類從狩獵採集時代進入農耕時代，雖然農耕生活可生產更多食物，但也形成階級制度，不僅取代眾生平等的社會，而且帶來新的疾病和不平等。十八世紀的英國在全球化的潮流推波助瀾之下，發明了新機器和拯救眾人生命的新療法，但得救者大都是付得起醫藥費的人。後來的新療法雖然降低了每人死亡率，不過貴族階級的存活機會依然大於平民百姓。十九世紀末，細菌致病論的發展與採納，為另一波爆炸性的進步奠定基礎，同時也打開另一道鴻溝，使得富國與窮國人民的存活率出現極大的差距。
第一篇也提到人類致力拯救落後國家兒童生命的故事。二次大戰結束後，全世界加快腳步研究醫療方法，以便拉近自十八世紀開始形成的健康鴻溝。其間獲得了許多重大成就，例如運用抗生素、防蟲措施、疫苗注射和乾淨水源，讓數百萬兒童免於死亡。雖然窮國與富國平均壽命差距縮小，但還不夠接近，而且全世界曾經遭遇某些可怕的障礙，例如一九五八至六一年間人為因素造成的中國大饑荒，以及若干非洲國家近年流行的愛滋病，徹底摧毀了人類對抗死神的三十年進步成果。就算沒有這些災難，仍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例如許多國家沒有適當的常設醫護系統、大量兒童因為生在「錯」的國家而難逃一死、某些地方有半數兒童嚴重營養不良——其中以印度最出名，但是有此弊端的國家不只印度一個。
富國和窮國的死亡率差距未能加速拉近的理由之一是，雖然富國的死亡率也持續下降，但是對成人比較有利，兒童受惠較少。第一篇最後談到富國死亡率降低的趨勢、男女平均壽命不斷趨近的過程和原因、吸菸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心臟病治癒率大於癌症治癒率的成因。我們再一次看到進步與逐漸加重的健康不平等結伴同行，一如十八世紀末期英國發生的情況。
第二篇（第五、第六章）討論物質生活水準，並且先從美國談起；美國的經濟狀況既特殊且極端（例如所得不均的程度），但其他富裕國家也不遑多讓。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濟成長為美國帶來了新的榮景，然而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在二○○七年歲末登場之前，美國的經濟成長便持續以十年為期逐步趨緩。戰後的成長使得美國貧窮人口（尤其是非洲裔和年長者）顯著減少，而且貧富不均的情況並未擴大。一九七○年代以前，美國曾是全球重要經濟楷模，此後成長持續減慢，所得差距因富人激增而持續加大。這種不平等有其光明面，例如教育、創新和創意獲得的報償高於往昔；但也顯示出黑暗面，由於美國是金權國家，導致國民的幸福受到政治和經濟的威脅。
第二篇也檢視了全世界的生活水準。全球貧窮人口自一九八○年開始減少，堪稱人類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逃亡行動，主因在於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經濟成長表現非凡，改變了十幾億人口的生活。不過，全球貧窮人口減少的事實，違反了一九六○年代世人普遍接受的一項悲觀預言：人口爆炸注定為世界製造貧窮和災難。目前全世界的生活水準雖然遠勝過那些悲觀者預測的情況，但仍有大約十億人口三餐不濟；許多人已經逃脫，也有不少人被遺棄。
第三篇（第七章）提出大家應該和不該採取的行動——後者更重要。我認為我們幸運地生在「對」的國家，因此應該善盡道德義務，協助全世界減少貧窮和疾病。已經掙脫——至少是透過先人的努力而脫離——貧窮和疾病的人，必須幫助依然受困者。很多人認為我們應該以提供外援的方式，以及透過多國政府（大都設有官方援助機構）、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或是在各國國內或國際上營運的非政府救援組織，來履行這些道德義務。但是，如果這類援助會破壞某些國家的成長機會（這正是我的看法），我們就沒有理由抱著「應該做些什麼」的觀念繼續提供救濟，而應該停止援助。
後記中回歸本書的兩個主題，並且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可望實現大逃亡行動，為今日世界創造快樂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