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人權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是否真是如此？
非西方國家就一定會有落實人權的障礙和困境？
究竟是「文化優勢」還是「組織化、制度化」才是人權根源解釋的關鍵？

　　任何過去的文化傳統，都沒有我們目前所說的世界人權概念，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又假設「人權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卻沒有提出任何清晰或具體的事證作為證明。既然人權與自由的關係如此密切，那麼為何很多亞、非區域爭取自由的思想及實踐的經驗，並沒有整合到當代人權的理解和詮釋之中？
　　相反地，「亞洲價值」的倡議者最常以文化差異及主權為由，回應聯合國及人權團體的批判。人權的文化淵源解釋，成為政治保守主義及集權統治轉移焦點的手段。為理解以上所說的轉化過程，也為了釐清思考人權文化淵源解釋之意義，重新檢討「亞洲價值」的辯論有其必要性。
　　本書最終目標在於證明人權並非舶來品，最後並以華人文化傳統的人權淵源解釋為例，試探多元文化的人權淵源解釋，也就是多元的、非線性的文化淵源解釋之可能性。
　　一般會有「人權是西方文化產物」的信念，通常和歐洲西方國家落實〈世界人權宣言〉的主導地位有關，認為歐洲落實人權有其文化上的優勢。亞洲、非洲則因為沒有這樣的文化優勢，才會有落實人權方面的障礙和困境。這樣的想法是否符合歐洲西方國家落實保障人權的事實？本書以歐洲理事會落實歐洲區域人權保障為例，說明以上所說的「文化優勢」，其實並非一般以為人權發源地之自然效應，而是兩次世界大戰亟待重建的現實、民間及非政府組織的奔走，以及歐洲各國政府自我約束，遵守民主、法治程序的結果。
　　一方面藉由顯示〈世界人權宣言〉與〈歐洲人權公約〉，在人權保障內容與範圍的差異，反駁「人權是西方文化產物」的說法。另一方面觀察歐洲各國如何運用人權文化淵源解釋，促成區域國際人權的監督機制，顯示組織化及制度化文化價值才是人權根源解釋的真正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