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來台灣經濟每況愈下，國際經貿方面遭逢南韓激烈競爭，且迅速被中國製產品所替代，國內方面則消
費與投資不振，薪資水準倒退十六年前。在此經濟體質虛弱的時刻，馬政府非但不知固本培元，反而透過各種開放名目與違背民主的方式讓中國因素長驅直入，以致在2014年春天引爆太陽花學運，立法院遭攻佔，五十萬人上街頭抗議，方才阻擋馬政府從上台以來一意孤行的激進傾中路線。然而學運激情過後，台灣社會所面對的依然是一個不時爆發重大食品安全與公共安全事故的惡劣經濟環境，階層流動停滯，青年世代看不到未來…問題的根源在於台灣舊有的經濟模式無法因應當今全球化競爭環境，且無法滿足國民對於基本生活生命安全與追求更高自我實現的需求。這套經濟模式從戰後中國國民黨戒嚴統治發展至今，固然讓台灣在國際分工體系當中扮演加工出口基地的角色，但是在此一過程當中，我們逐漸放棄「技術自主」、「能源自主」與「糧食自主」，以致喪失經濟自主性。同時，接單生產模式也讓經濟活動與國內需求脫鉤，整個社會經濟文化淪為短視近利，炒短線、一窩蜂與惡性競爭成為商業常態，攸關長遠發展與向上創造價值的創新研發則乏人問津，環境生態、國人健康與勞工權益經常成為企業採取不當壓低成本策略下的犧牲品，政府則扮演推波助瀾的幫兇角色 – 這些深層因素形成根深蒂固的制度文化與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讓台灣長久以來處於創新怠惰的狀態，加上外移中國更為企業提供一個毋需創新即可立即擴大獲利的管道。面對這些歷史結構性因素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使得過去政府推動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措施顯
得零碎片面而難以見效。

為了避免讀者混淆，有必要在此處提出澄清，那就是我們主張創新經濟建立在「認同、願景、規範與治理」這組條件的分析，以及所衍生的政策建議，與一般傳統經濟政策至少有以下三個層面的區隔：
(1)傳統經濟政策的範疇通常只涉及貨幣、財政措施與科技產業政策，這些政策固然重要，我們也有許多改革的想法，但是在提出這些政策之前，我們必須先有一個更上位且具全盤性思考的「國家建構藍圖」，以清楚的價值願景來凝聚社會共識與統整其他相關政策，才能產生方向一致的效果。
(2)傳統經濟政策的效果通常只著重在投資、生產、銷售與出口的短期變化，但創新能力強大的國家經常強調社會、環境等不同政策同時也是經濟政策的一環，這是因為社會政策會牽動勞動市場，環境政策會影響產業升級。傳統經濟思維將這些「非經濟」政策視為「反」生產性，這是不對的。尤其刻下台灣處於國家認同分歧與社會團結力薄弱的狀態下，我們在思考經濟政策時更應該將對政治與社會的長遠效果考慮在內。
(3)傳統經濟政策的擬定通常由上而下，決策過程較為封閉，我們則強調應積極建立由下而上的公民參與，建立制度性的跨領域網絡平台與地方創新體系，將社會需求導入產業技術發展，刺激創新之產生，並讓經濟生產具有直接提升國民生活幸福的功能意義。
這些區隔並非無的放矢或者刻意立異標新，事實上這組由「認同、願景、規範、治理」等條件面相所構成的分析架構，讓我們擁有絕佳的分析工具得以：(1)深入探討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特徵與侷限性，(2)區分亞洲四小龍不同威權或殖民政權發展創新經濟能力的差距，(3)認識短期成長與長期發展之間的差異。唯有上述議題得到釐清之後，台灣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才得以從迷霧中慢慢清楚浮現。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章從國家認同、價值願景、進步規範與治理能力等四個面向，闡釋創新經濟架構的理論視野與制度內涵。第二章從這些面向重新檢視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探索經威權統治形塑而成的台灣經濟之系統性問題，並論證這些問題構成日後經濟轉型的障礙，非但無法透過1980年代中期以來「自由化與國際化」措施而得到改善，更延伸進入民主化時代，使得台灣經濟失去調適能力。第三章探討台灣在創新條件薄弱的情況下，面對後冷戰時期中國崛起與全球化加劇的挑戰之困境。第四章則將焦點擴大到國際經濟局勢，深入探討後金融海嘯時期歐巴馬主政下的美國所進行的製造業復興運動，指出這項運動在經濟思維與制衡中國等方面所具有的典範移轉意涵。第五章檢討台灣當今經貿與發展策略的缺失及迷思，並從丹麥與以色列的創新機制來引證與深化我們的論點。第六章則嘗試對台灣經濟未來發展方向提出三大政策建議與主張。

這是一趟漫長的知識與關懷之旅，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吧！